戈达尔的去世让我情绪低落，想起了许多往事，悲伤不已——尽管对于他后期作品之古怪，我至今仍有保留意见，而且相信和我有相同感受的人，应该也不在少数。我回想起了1960年，那年我17岁，正是最爱看电影的年纪，刚从老家索尔福德来到伦敦，就赶上了《精疲力尽》引爆伦敦各大影院。在那之前，我看的全都是英国国产片和好莱坞电影，一部外语片都没看过。《精疲力尽》真的是让人看得精疲力尽。那自由奔放的外景拍摄、自发而又可信的表演、天马行空的古怪创意……处处皆在挑战观众对于电影的固有概念：那真是最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的快乐天堂！
《一切安好》随后老师带领大家具体讨论，我们渐渐意识到《一切安好》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是在挑战观众：这绝对是一部政治的、激进的、革命的电影。而它的主演又是简·方达，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大明星。后来，我自己当了导演，短片《我不在这里》（I'm Not Here）里也拍了一个超市里的重复移动摄影镜头，正是受到了《一切安好》的启发。听说戈达尔去世的消息，我翻出了书架上的《戈达尔谈戈达尔》（Godard on Godard），找到了当年第一次看的时候就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那一段话：“我不光是拍电影的时候在拍电影，我做梦、吃饭、看书、跟你说话的时候，都是在拍电影。”戈达尔教会我的就是，拍电影要成为占据我人生每时每刻的事情；他还让我知道了，要把自己从所谓的电影规则中解放出来，永远都要记得去创新，保持一颗玩心，永远不要停止学习新东西。
《向玛丽致敬》这不禁让我疑惑，究竟是什么样的电影，能激起观众如此强烈的愤慨？出于好奇，我买票入场看了这部电影，结果也从它光辉但又简练的美，理解了什么叫作电影的力量。JLG就像是一束光，通过他的一部又一部的电影，通过他的一种又一种的思想，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今天我们永远失去了他，这让我好像一下子多了一份孤独感，好在他的电影都还在，我们永远都不会缺少指路的向导。“他就像是一把锤子，将那些自鸣得意的电影全都砸了个粉碎”
戈达尔是让人心情压抑的红衣主教，是绘声绘色的布道者。我最先看的是他的《周末》，那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整个人感觉都上了一个层次。这就是戈达尔，他会逼着你站上道德的高地，逼着你去看轻那些娱乐和滥情的电影。然后我又看了情绪饱满的《赖活》，还有《我略知她一二》，发现他电影里但凡是以女性作为核心的那些，相对来说会让我觉得更容易接受。还有《向玛丽致敬》，那里面的情色元素，本身就很矛盾。总之，对戈达尔而言，电影院从来就不只是什么逍遥宫。
毫不夸张地说，是戈达尔催生出了从理查德·莱斯特（Richard Lester）到昆汀·塔伦蒂诺到索德伯格到塞琳·沙马（Céline Sciamma）的这一代又一代电影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几乎所有的现代电影。他那些早期作品，至今看来依然显得十分大胆，让我心潮澎湃。但是他后期的那些电影，却让我看得精疲力尽：高度政治化、高度对抗性。他真是很喜欢所谓“挑衅布尔乔亚”（译注：épater la bourgeoisie，最早被用来形容十九世纪法国颓废派诗人的一种说法，日后的达达主义也沿袭了这一风格）的做法，所以这一定也意味着我就是布尔乔亚了，因为他后期那些电影可真是“挑衅”到我了。不过他那部滚石乐队的纪录片《一加一》我却是十分喜欢的，乐队排练的无聊画面和激进的街头政治场面被有趣地并置在了一起。在当时，这是关于摇滚乐和摇滚乐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最佳电影作品，可能只有《给我庇护》能跟它比一比的了。
《一加一》我曾经和卡洛琳·尚比迪耶（Caroline Champetier）合作过，她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戈达尔常用的摄影指导。有时她会给我讲述关于“大师”的轶事，每每总是让我听得心驰神往。最难以忘怀的是她说过戈达尔曾经想过要翻拍《安娜·卡列尼娜》，于是她就去了莫斯科，在那些后苏联时期的破败火车站中取景。问题在于，戈达尔并没有和她一起去，他人在巴黎，靠电话遥控执导。不知何故，我总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那个戈达尔的最好总结：胆大得离谱，酷劲十足，但可能也缺少了一些人情味。“光是他那些电影的片名，就足够让我顶礼膜拜的了”
就像帕索里尼一样，戈达尔留下的文字和电影都很特别，让人常看常新。小时候我经历了肯尼迪、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在几年时间里先后离世，所以当时总觉得凡事都会有一有二再有三，觉得戈达尔之后马上还会有像他一样的人跟着出现。结果却并非如此，再也没有出现像他那样的导演。事实上，整个电影史上，除了帕索里尼之外，就连能和戈达尔相近的人，也没有第二个。在戈达尔面前，我永远都只是身在襁褓之中的导演，光是他那些电影的片名，就足够让我顶礼膜拜的了：《赖活》《一加一》《女人就是女人》《阿尔法城》和我最喜欢的片名——《所有的男孩都叫帕特里克》。这真是令人悲伤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