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一个讲“礼学”的人，“刑不上大夫”，他没有直接处理自己的女婿，只是严厉责打了女婿的家丁，还把妓女抓了起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自己当天“竟夕为之不怡”。一直讲究家风家教的曾家竟然出了这样的事，曾国藩怎么能不愤懑至极。
然而这还不是这次风波的顶点。袁榆生真不是白给的，见岳父如此让自己没脸，于当日夜晚吞服鸦片自尽，“其毒甚重，指甲已青”，好在最终被抢救过来，没闹出人命。
这件事轰动内外，尽人皆知。曾国藩的幕友莫友芝在当天日记当中记载说：“昨日相公命捉其子倩袁公子所狎妓及其徒者二人，痛鞭之，袁公子遂吞鸦片，垂毙，救且活矣。”
曾国藩从一桩风流新闻的配角，差点上升为一桩命案的制造者。曾氏家族当中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到了这时，想必曾国藩才为自己当初的决定真正感到后悔了。
事情过去之后，经过曾纪静耐心解劝，袁榆生入署向岳父“谢罪”，表示“愿图自新”，算是给了曾国藩一个面子。曾国藩“为之少慰”。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五年，袁榆生在徐州粮台又出了事，他贪污挪用公款六百两用来挥霍。一贯以清廉自持的曾国藩，怎么会允许自己家里人做出这样的事来？他至此确认袁榆生是一块朽木，没有成器的可能了。
在给纪泽、纪鸿的家书中，曾国藩宣布和这个女婿从此断绝关系：“袁秉桢在徐州粮台扯空银六百两，行事日益荒唐。顷令巡捕传谕，以后不许渠见我之面，入我之公馆。”曾国藩又翻起旧账，“渠未婚而先娶妾，在金陵不住内署，不入拜年，既不认妻子，不认岳家矣。吾亦永远绝之可也”。
“永远绝之”就意味着以后袁榆生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概与我曾国藩无关了。
得婿如此，纪静的心情可想而知。在湘潭袁宅，她得不到丈夫的喜爱，甚至得不到亲近，终日郁郁。在父亲的两江总督署，丈夫四处惹祸，动不动就让曾家人丢脸。长期精神痛苦压力之下，同治三年五月在金陵，纪静终“因抑郁而终成大病”，躺倒在了病床上。这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大女儿病殊不轻。盖肝郁是其本病，而气痛不食，是其标病。袁婿若至弟处，望嘱其速归。”但袁榆生后来并没有去看望妻子。
如果精神折磨一直这样持续下去，曾纪静可能活不了几年。因此，当父亲宣布与女婿断绝关系，曾纪静反而轻松了。从此之后，她可以长住娘家，读书自适，一个人过，倒也清静。
不料曾国藩却不是这样想的。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大女送至湘潭袁宅，不可再带到富圫，教之尽妇道。”
富圫是曾国藩在湘乡老家的居所。也就是说，不但不许女儿在两江总督府跟着自己，也不许她住回湘乡老家。女婿不再是我的女婿了，但是女儿却仍然是人家的儿媳，还是要送到人家家里，去尽“妇道”。
这是一个非常冷酷的决定。
曾国藩何尝不知，逼着女儿回到夫家，是推她再入火坑。已经断绝了翁婿关系，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女儿也断绝了夫妻关系，住在袁家，就是守活寡。
曾国藩极力表明，他只是厌恶袁榆生一个人，但是对老友袁漱六家的其他人，还是要保持亲戚关系。在理学家的世界观当中，只有这样做，才是符合天理的。天地之间，人各有各的角色，各有各的义务，必须恪守本分，安于命运。即便命运如此冰冷，也要无条件地接受。
曾纪静只好流着眼泪回到夫家，在袁家人的敌意与冷漠中度日。丈夫经常不在家，回到家后，直接钻进小妾房间，对她从来不理不睬。虽然曾国藩宣布“并非疏其家”，但是其他家人对纪静也是不阴不阳。如果膝下有个一男半女，以儿女为生活重心，曾纪静的日子也能支撑得下去，可是袁榆生却根本不给她这个机会。
在痛苦中，曾纪静一封又一封给长兄写信，要求回娘家。曾纪泽不敢违背父亲的旨意，不敢做主，只能请示父亲。曾国藩却容不得女儿这么“胡来”，他委托曾纪泽规劝女儿要恪守妇道，嫁到这样的人家，遇到这样的丈夫，这是天意。对于天意，只能顺承，不能违逆。他让曾纪静不要“重母家而轻夫家”，要“忍耐顺受”，“以能耐劳忍气为要”。
在回到袁家四年之后，曾纪静抑郁而终，终年二十九岁。
曾国藩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人，用“天理”为凶器。
三女曾纪琛的命运，和大姐很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