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这个人哪，给我的任务向来都是无法完成的。那时，在南口战役中，奉天的第一师师长是穆春，他的这个师打仗很出力，是吴俊升从黑龙江带过来的。这第一师过小枯岭时，他们在一个喇嘛庙里歇息，就把人家庙里值钱的东西给抢劫了。后来人家告到奉天，上头就给我下命令了。我父亲命令我去把这一师人都枪毙，你说，这个任务我怎么能完成？
那么，我就想，这件事，要先查出是谁干的，是这个师的哪一团，是团里的什么人，把那个负主要责任的枪毙就行了，再把那师人解散。
后来，我就把士兵们给解散了，把那些当官的召唤到我这里来。我的意思是把军官们叫到跟前，我就宣布这些事情，让他们举报出来是什么人干的，由我负责到老帅那儿去求情，谁有责任就办谁，其余的人也就算了。可是，没料到我那待卫长年轻，不善于处理问题。这些长官们来的时候，他们身上都带有枪，都带有随行兵。这时，在车站外头，在票房那边，有一个家伙，想缴那些人的枪，另一方狡辩，结果，那侍卫就给了他一枪。
听到叭的一枪，我的卫队就开枪了，对方也开枪还击。结果，我的卫队长被打死了，另一个姓唐的秘书也被打死了，几乎也把我打死。
这枪弹都往我这车厢里打，我的秘书们吓得趴在地下，那痰桶什么的，都中弹了，打死好多人。那时，朱光沫还不是我身边顶要紧的人，自从打死了不少秘书，他们就从这时起来了。
后来，卫兵们开了机关枪，几乎把这些人都打死了，死的死，伤的伤，仅逃走了几个，叫人难过极了。其实，许多人都不相干。
我说，算了算了，别打了，可气死人啦！我就叫我的副官，这副官是我原参谋长的姑爷，这参谋长在作战时被打死了，我就让他的姑爷来做我的主管。我叫他出去喊话，他就说大家不要打了，但那边的人叭的一下子又把他打死了。我的人打红了眼，两挺机关枪继续向外打，死了不少人，但也有活着的，就是穆春的参谋长，他趴在死人堆里，浑身都是血。
这参谋长跟我见面时说，军团长，我说什么也不干了，你让我回家吧，你给我点儿路费，我要回去，今后什么也不干了。很有意思的是，他一身是血，可没有受一点儿伤。
“我最近看到一本书，上面说，王永清旅长提着枪，在火车站到处搜寻你，要干掉你，真有其事吗？”唐德刚教授问张将军。
这是胡说八道。王永清那时当师长，不是旅长，这事与他毫无关系，与张宗昌也毫无关系。
张将军在这里回忆的，就是南口战役中发生的一件军纪案。
一九二六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激烈动荡的一年。这一年，军阀之间混战的次数最多，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
在北方，是年一月，奉系张作霖、直系吴佩孚达成谅解，订立了反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同盟，并联合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从三个方面进攻国民军。国民军控制的京畿和直隶、河南等地区，随时有被直奉军吞噬的危险。
是年三月十二日，日舰炮击大沽口，并调二十余艘军舰在大沽口示威，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势。
大沽口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三月十八日，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各校学生五千人，在天安门集会。随后，二千余人前往铁狮子胡同国务院东辕门请愿，不料卫队向群众开枪，并以刺刀向徒手群众行凶，死者达四十七人，伤一百三十二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对段棋瑞政府的极大愤遭。
“我们要马上发起一个讨段运动，把他来打倒，继续为死者奋斗，并进一步乘此时机夺取北方的政权。”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发出了号召。
就在这混乱局势中，四月九日，国民军鹿钟麟突然派军队包围了执政府，欲将段祺瑞及安福系要人悉数逮捕，段祺瑞闻风逃入东交民巷得以幸免，执政府卫队则由鹿部全部缴械。这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又一次发动“北京政变”。
在此形势下，吴佩孚与直、鲁、奉联军加快了进逼北京的步伐，奉军甚至还出动了飞机轰炸北京，市民恐慌不安。
“本军为顾全地方，保全实力起见，将于四月十五日放弃北京，退守南口。”宋哲元、鹿钟麟等人，广作安民告示。
四月二十二日，奉军和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城。五月十三日，颜惠庆内阁成立，北京总算有了一个名义上的政府。
张作霖、吴佩孚联合讨伐国民军，但仍感力量不足，遂派人到太原联络阎锡山。阎锡山认为联合张、吴倒冯对他有利，这就形成了直、奉、晋外加孙传芳，联合“讨赤”、围剿冯玉祥国民军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