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出版后得到许多名家的评价与推荐。当初为《皮囊》作序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完全没有想到《皮囊》会如此畅销。等到《命运》的出版，李敬泽十分乐于再次为它作序推荐。
“《命运》写的就是我们生命里、我们精神中一个几乎没有被充分言说的底部逻辑……他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先，曾经支配着我们祖先的是什么？也能够让我们领悟到支配着、支持着、激励我们祖先的那些东西，实际还在激励着、支撑着我们的生命。”李敬泽说，他没有想到《皮囊》能像《平凡的世界》那样成了很多人的人生之书和信念之书。
这种信念，在文学评论家徐刚眼里，交织着柔弱与坚毅，他拿贝多芬同名交响乐作比，认为和贝多芬的《命运》相比，蔡崇达的《命运》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差异，主人公不是非常虚妄的、要做自己命运主人的女性，“我觉得她是非常柔弱的，柔弱中有一种卑微，但是又非常坚毅的和命运搏斗的信念，我觉得这部小说表达的是这样一个东西”。
对此，蔡崇达说，创作《命运》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的幸福感是来自于我在很多细腻处、很多内心深处的挣扎、跋涉、努力，甚至稍微调皮……写作其实是非常孤独的，但是我今天知道最深处的细腻处，我们在一起，我们在相遇，我觉得这是作为写作最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