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拉克劳是一名法国剪辑师，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工作。他求学于巴黎第三大学，并在2008年获得电影理论硕士学位。
2013年，马修凭借贾樟柯导演的《天注定》获得金马奖最佳剪辑奖；2017年，他又凭借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获得美国克洛特鲁迪斯独立电影奖最佳剪辑奖。两部电影都入选了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注定》还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此外，马修参与剪辑的电影还有：贾樟柯导演的《江湖儿女》（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刁亦男导演的《南方车站的聚会》（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赵德胤导演的《灼人秘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王晶导演的《不止不休》（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
我们与他谈论了在中国剪辑电影的工作历程，与贾樟柯、徐冰、赵德胤等导演以及与制片人和销售代理的合作，还有他的剪辑方法，未来的计划，以及许多其他话题。
问：你从2011年开始就进入了这一行，能先谈谈你成为剪辑师的契机和历程吗？这么多年来你见证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马修：对我来说，很多事情都变了。10年前，我还是个初学者，而在这期间我参与了很多电影。变化最大的是我自己，我积累了很多经验，有所提升。
2008年我刚来到中国时，初始目标是成为一名摄影指导。当时中国电影行业正在蓬勃发展，每年都有很多电影在拍摄，所以这个行业需要更多的人才，更多的摄影师、剪辑师和美工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在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方，我得到了很多剪辑电影的机会。
我剪辑的第一部电影是韩杰执导、贾樟柯监制的《Hello！树先生》。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部电影中担任剪辑师，但韩杰给我看了初剪版。在给了他一些意见后，他跟我说：「你来试一试。我给你两周的时间来剪辑一个你的版本。你可以完全自由发挥！」这是一个我从未想过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改变了影片的结构，重新剪辑了很多场景，并增加了一个画外音。后来，贾樟柯和韩杰都非常喜欢我的版本。
那是我第一次给剧情片做剪辑，两年后，我剪辑了贾樟柯的《天注定》，该片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剧本奖，我也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剪辑奖。这为我带来了大量的机会。同时，我继续与贾樟柯合作了他执导的三部电影以及他监制的多部电影。
我觉得目前在中国，很多重要的电影都是由我们这一代人制作的——就是40岁左右的人。现在，业内几乎每个人都尊称我为「老师」。虽然我的职业生涯才不过10年，但这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老手了，这有点不真实！
2020年初，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待在台北。而所有和我合作的导演都在大陆，我不可能飞到北京和他们一起在剪辑室工作。所以我开发了一个软件，可以让我和这些导演一起远程剪辑，同时，它还可以支持高质量的4K画面和5.1声道。我花了几个月的研究和实验，使它得以顺利和安稳地运行。
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投入心血很多的东西，而且我现在一直在使用它。这也使得导演们的工作更容易了：他们只需要一台连接到电视的Mac电脑和稳定的网络。无论他们在世界何处，都可以和我一起进行剪辑，就像我们身处同一个房间一样。
今年对于我来说相当特别，因为我参与剪辑了一些非华语电影，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领域。其中包括普蒂邦·阿朗潘的泰国电影《莫里森》；让-夏尔·休在墨西哥拍摄的纪录片《提华纳的脏鸽子》（暂译，The Soiled Doves of Tijuana）；阿迪拉·本迪莫拉德和丹米阳联合执导的阿尔及利亚电影《最后的女王》（暂译，The Last Queen）。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导演合作真的很有趣，让我大开眼界。
问：和不同地区的导演合作有什么区别？
马修：其实每部电影都是不同的，制作过程也完全不同。有时，导演想更多地介入，频频出现在剪辑室，而有些导演则喜欢给我更多的剪辑自由，然后给我反馈。
我努力让自己的工作流程能够适应不同的电影及导演。例如，与泰国导演和阿尔及利亚导演的合作就非常不同。与普蒂邦·阿朗潘合作时，我独自剪辑影片，然后他把意见发回给我，我再做相应的修改。
当我们无法通过文字进行沟通时，他会自己做一个粗剪，以表达他的想法，这很有效。至于与阿尔及利亚导演的合作，我们一起剪辑电影，在剪辑第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然后，当他们飞回巴黎之后，我们使用我开发的远程剪辑软件一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