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他们的处境与导演和剪辑师很不同，因为他们往往在剧本筹备阶段就介入了。因此，他们对整个过程非常了解，知道剧本是如何诞生的，也知道在写作阶段出现的问题在拍摄过程中不会消失——在剪辑过程中又会再次出现。制片人什么都知道。
当然，他们不会每天都在剪辑室，也不会因为每天看8个小时的素材而感到疲倦。因此，当你展示初剪时，制片人的观点对导演和剪辑师都非常重要。
我认为最重要的反馈是有人说：「我不明白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很有用的。然后由导演和剪辑师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般情况下，文艺片不会有这种过程，因为导演的愿景和观点是最重要的，而商业片是为了吸引观众，所以会有更多这样的展示或测试，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反馈。对导演来说，展示他的电影，看看人们对它的看法，然后搞清楚他们想看些什么，总是有益的。
问：你似乎也参与了松太加导演的《拉姆与嘎贝》？
马修：是的。这是一部素材不多的电影，松太加一开始和一个年轻的剪辑师一起剪辑。他给我看了一个版本，他知道还需要拍摄更多的场景，所以过程有点不同，因为我看到了初剪之后，他问我电影有哪些问题，以及应该如何解决。我告诉他，结局不是很令人满意，还有一些其他建议。
所以两个月后，他重拍了大约一个星期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意见对他真的很有用，因为他完全重拍了结局。在他剪辑了新的场景之后，我「润色」了两个星期，只是做了结构上的小调整和节奏的变化。这次经历非常顺畅。
问：你会偶尔去到拍摄现场，还是会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马修：在疫情爆发之前，我确实会时不时去片场，但大多数时候，我会待在酒店房间里埋头剪辑。我有时会在拍摄的第一天去。我第一次频繁去片场是拍摄《江湖儿女》的时候，因为这部电影的一部分是用35毫米胶片拍摄的，所以我们需要把素材送到实验室，实验室扫描后再把它寄给我。要过很多天我才能收到素材，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待在片场。
通常情况下，我不会去片场，但实际上我不去反而更好，因为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需要观察影像的本质。我不应该知道在拍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例如，我不需要知道拍摄是否因某种原因被推迟，或者导演和演员那天心情不好。对我来说，所有这些关于电影制作的信息都是噪音，它可能会扰乱我的工作，或者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无法客观地看待影像，影响我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
疫情爆发之后，我就彻底不去现场了。我每天都会收到一些素材。我在台湾有一个团队，我和蔡晏珊一起工作。她是台湾人，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大约6年。她一直是我参与的许多电影的合作剪辑师。有时，在拍摄期间，她会做样片的粗剪，有时我来做。有时，她独立剪辑，然后我对她的版本给予反馈，或者我先开始剪辑。有时，我会独自剪辑大部分，最后，如果有需要，她会进行修正。与她合作的好处是，我们非常了解对方，因为我们已经一起合作了超过15部电影。
真正的问题在于，你会对镜头感到厌倦，你会失去观看影像和故事的新鲜感。所以比方说，她会先在一部电影上工作一个月，然后我看到它时仍然有新鲜的视角，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问题。反之亦然。
在经历了漫长的剪辑过程之后，这很有帮助。我不喜欢那种「这是我的电影，我是剪辑师，其他人不能碰它」的心态。剪辑不是意识形态之争。它是非常务实的。要么对电影有好处，要么没有。
我还有一个合作者，一名助理剪辑师，也在台湾，叫郑翊。由于我今年住在法国，时差恰恰变成了一项优势，因为我睡觉的时候，他们可以继续工作。反之亦然。
当然还有我的妻子王思静（她是一位制片人），她经常看我们的电影，并给我们提出意见。给她看的时候，我通常很紧张，因为她的批评可能会很尖锐。但是和她一起看总是很有帮助，因为我可以通过第三双眼睛来看待这部电影。
问：你最近有在忙什么项目吗？
马修：嗯，年底会有一个令人兴奋的项目，是让-夏尔·休执导的一部电影。
目前，我还在剪辑两部中国电影，一部是魏书钧导演的，我还和他合作过《永安镇故事集》。这部电影有点像黑帮片，我很喜欢！他已经拍了三分之二，我在等他完成。另一部是张一白导演的作品，但我还不能透露太多。在我与中国导演合作的同时，我也非常期待剪辑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