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我今年剪辑的大多数新片都有一个法国（联合）制片人和一个法国国际销售代理。法国的制片人似乎看过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他们总是对电影文化有很好的理解。他们真的很关心电影，在剪辑室里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这也让我收获了很多不错的剪辑体验。我总是喜欢接受反馈。
马修：贾樟柯人很好，作为剪辑师很容易和他合作。他喜欢经常待在剪辑室，所以我们几乎总是坐在一起，当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通常会处理音效方面的问题，或与不同部门沟通。当他对我们的剪辑感到满意时，他喜欢向其他人展示。例如，我们一起剪辑《江湖儿女》时，就给很多人提前看了片，他们给出了很多不错的反馈。
像贾樟柯这样有经验的导演并不害怕别人的反馈，因为他知道如何处理。这绝非易事，因为通常的反馈大概是：「影片很好，我很喜欢，但是......问题1、问题2、问题3、问题4......，」导演和剪辑师有时会有十个问题需要解决。
但我们尽量不把它放在心上，因为我们知道剪辑过程要花很多时间，影片需要不断精进。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有一个完美的初剪，而是要改进每个版本，一次解决一个问题。万事总有一个过程。
问：能谈谈《蜻蜓之眼》吗？我觉得这是我最近几年看过最具独创性的电影之一。
马修：我很高兴你提到了《蜻蜓之眼》，因为它对我来说也是一部非常独特的电影。在剪辑方面，它打开了我的思路。这是一部只使用监控影像制作而成的电影。
在中国，从2015年到2018年，有几个监控摄像头品牌公开播放了所有的视频。制造这些摄像头的公司的网站会全天候直播所有的录像。成千上万的镜头对准了餐馆、寺庙、奶牛场，以及街道和私人公寓。当艺术家兼导演、世界知名的当代艺术家徐冰看到这一点时，他的团队开始用十台电脑每天24小时记录所有这些录像，整整一年。
一年之后，他得到了数千小时的「真实」录像。在录制这些视频的同时，他开始与诗人翟永明一起写剧本。他们从所得到的镜头出发，创作了一个剧情片式的故事。例如，一开始他们录制了很多佛教寺庙的监控画面，所以剧本从一个寺庙开始。
通常情况下，对于一部「正常」的电影，你会先写好剧本，然后拍摄和剪辑。这三个部分是完全分开的。虽然你可以在剪辑时改变一点剧本的内容，但通常你不会重新拍摄任何东西。但是对于《蜻蜓之眼》来说，写剧本、拍摄和剪辑都是同时进行的。
加入剧组后，我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几个小时的随机「真实」录像和一个有两位主角的故事片剧本——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爱情故事。作为剪辑师，我的首要任务是从录像中找到两个可以成为我们的主角的人，并与剧本相匹配。
因此，当我发现两个人在寺庙里谈话时，我认为他们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刚好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所以我保留了他们的镜头。然后，我让两个助手根据剧本中的对白进行了录音，我必须把声音放在画面上，并将其与人物的嘴型匹配。
当然，对白与画面并不匹配，所以我们不得不重写对白，重新录音，然后再把它们放在一起。基本上，我们必须根据画面来编写对白，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花了我们一年多的时间。
尽管这样，我不得不说这一经历对我来说真的意义重大，毕竟我们的素材只有监控录像。一开始，我认为不可能通过这种手法讲述一个故事。但经过两个月的剪辑，我们发现，以我们拥有的长达11000多小时的录像，可以讲述我们想要的任何故事。可能性真的是无限的。
马修：是的。徐冰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艺术家，他喜欢尝试很多东西。我们还在电影中嵌入了很多平面设计的东西，因为影片中有一个故事情节，就像电脑开始说话了。
在这些场景中，你会看到一些像红框一样的东西围绕着人物和一些信息，如「男人」或「女人」......徐冰希望脸部周围的线条、数字的大小等细节都要完全精确。他是一个视觉艺术家，和徐冰一起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
问：你还会参与如此复杂、旷日持久的作品吗？
马修：我不知道，这确实是一次很棒的经验，但徐冰不想再做一部这样的电影了。为一部新片重复同样的概念没有多大意义，至少现在还没有。也许有一天，当技术发生变革，他可能会想再做一部类似的作品。
对他来说，有趣的是，通常监控录像是由政府掌控的，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你不能随意访问它——它不是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的东西。但我们刚好碰到了录像公开的契机。然而，所有播放监控录像的网站后来都关闭了，所以现在无法访问这个巨大的信息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