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之间，潘玉良听到外面乱哄哄的，一片嘈杂声，当即心下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潘玉良跟着工作人员快步走出去，便看到画展上一些画竟然被撕成碎片，还有摆在最显眼位置的那一副画《人力壮士》。
原本是歌颂战场上将士的无畏勇敢，却被人在上面贴了一张纸条，上面醒目地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身份被揭穿了吗？潘玉良脸色惨白，她也曾日夜惶惶自己不堪的身世被大家知晓，可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样快，这样猝不及防！
竟然在她第五次画展上，冷不防地被人揭开了遮羞布。
潘玉良看着神情激动的记者，他们的嘴巴张张合合，四周的人都在窃窃私语，一时间鄙夷、嫌弃、嘲笑、唾弃全都涌来过来。
低贱不堪的妓女，一时风头无二的女画家，任谁也想不到这竟然是同一个人。
潘玉良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一样，这么多年自己一直付诸心血的努力，苦心的经营，换来的却还是一片狼藉。
在她以为自己从此可以活得亮亮堂堂时，现实却狠狠地甩了她一巴掌，将她好不容易垒砌的骄傲与骨气粉碎一地。
即便如此，报社记者也不打算放过潘玉良，很快他们就翻出了关于潘玉良的黑料。
潘玉良即便有心解释，也没有人愿意听。“芜湖妓女”这四个字，一夕之间，便让她这么多年的努力与刻苦都付诸东流。
潘玉良终究是忍不住了，她嚎啕大哭起来，没有人能体会她此时的心碎与悲伤，妓女二字就像是烙印一样，深深地印刻在她的身上和众人的心中。
只是潘玉良没有想到，回家之后，还未等来丈夫的劝解安慰，便是遇上了一个神色冰冷的女人。
她是潘赞化明媒正娶的发妻。
那个女人立在堂前睥睨地看着她，目光里流露着不屑与鄙夷。
潘良玉听到她铿锵有力的声音：“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不要以为当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
妻是妻，妾是妾，她说得没错，纵然自己和潘赞化多年来以夫妻相处，但是她始终没敢忘记，早在自己嫁给潘赞化之前，他便是家中已有妻室。
她看着丈夫在两人中间周旋解释，很是心疼。
她这一生遇到的善人实在太少了，不见弃她身份的更是寥寥无几，而潘赞化是她的丈夫，是她的贵人，也是她的伯乐。
终究是要有一个人受着委屈，她实在不愿潘赞化替自己为难，便走进屋里，对着大夫人双膝跪地，忍着心头涌上的耻辱，叩拜敬茶。
潘赞化懂她心中的委屈，知道外面铺天盖地不堪入耳的言论。可他从来，不在乎这些。
生于寒牗之下的贫贱之子，何尝不希冀自己金玉满堂。
说到底是世人太刻薄，才这样伤害他心爱的女子。可潘赞化没有办法改变世俗的看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潘玉良离开这片是非之地。
她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子，不该被世人这样评价，也许送她离开，远渡重洋，让她重新徜徉在艺术的天堂。
临走之际，两人依依惜别，万分不舍，潘赞化将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怀表递给了潘玉良，并嘱咐她独自一人要好好照顾身体，来日雨停天晴，一定接她回家。
为了这一句承诺，潘玉良独自一人在国外苦苦等候了四十年。
潘玉良夫妻二人，任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再无相见。
1945年，潘赞化的发妻病逝后，潘玉良想重归故土，与丈夫团聚，只是当时正值国内内战爆发，潘玉良不得已又滞留了多年。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局势逐渐明朗，可是又赶上了老校长刘海粟被打为右派，就连潘赞化也受到了牵连。
“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怎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待来春成行为好……”
读完信，潘玉良无力地倒在了沙发上，她听懂了丈夫信中所说的意思。可是这下，她又是归期不定。
只是天意难测，祸在风云旦夕间，潘玉良的愿望终究是要落空。
而当时远在巴黎的潘玉良，心焦如焚，她伏在案前，不停地给丈夫写信，可是寄出去的信件都石沉大海。
她久久收不到潘赞化的回信，每天都会趴在丈夫的画像前，泪沾衣襟。
直到1964年，法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潘玉良才从友人王萍那里得知潘赞化早已离世多年的消息。
那一刻，潘玉良的归乡梦再一次地破碎了，似乎一瞬间，她又变回了那个孤苦无依，芜湖水面上的浮萍，风雨摧打，漂泊无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