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他比我行，他这人很会办外交，他很会利用局势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有大智。我以前只是我父亲手下的一个将。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样国民军被迫退到绥远之后，奉军总司令张作霖在天津蔡家花园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导演了一幕“劝进帐”的滑稽戏。
会议上，韩麟春首先发言说：“国家正处在多事的时候，要想平定内乱，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各省军政必须有统一的领导、指挥，才能有收效。现在各省军民均派代表在津，他们都拥护老将为陆海军大元帅，以便统一军政大权，迅速平息内乱。今天特请大家前来对这件大事发表高见。”
韩麟春的话音刚落，张宗昌立刻高声说道：“既然各省代表们都愿意，我也很赞成，那么，老将，你就做一帝吧！”接着，他又吹胡子瞪眼地说，“俺们的士兵只要多练习编草鞋，准备着用，然后，一声令下，三推两操地就可以打过长江去，”
此时，孙传芳也竭力捧张大帅。当北伐军进攻武汉时，他先是按兵不动，企图坐收渔人之利；而当北伐军大兵压境时，因屡吃败仗，这位反奉最力的孙传芳，现在又倒转过头来向张作霖投降，不惜与张学良结为盟兄弟，并与张宗昌打成一片，共同倡议拥戴张作霖为北洋派的领袖。
大家七言八语，各抒高见。但最后，众将领还是主张“称帝”一事应先暂缓，眼下当务之急是休整军队，扩充实力，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然后再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也不迟，暂时以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号施令。
十一月三十日，由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刘镇华、寇英杰、褚玉璞、张作相、吴俊升、张学良等十六名将领联名倡仪，发表通电说：“为统一指挥起见，一致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统驭群帅。”
次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司令。安国军的作战计划是：重点进攻河南，援助吴佩孚反攻湖北；阎锡山部固守晋绥，严防冯玉祥再起；张宗昌的直鲁联军配合渤海及东海两舰队，进击南京、上海，协助孙传芳抵抗北伐军。
殊料，安国军出师不利，孙传芳、张宗昌哪里抵得住北伐军的凌厉攻势。张作霖、杨宇霆鉴于孙传芳和张宗昌相继失败，张学良郑州退兵，前景亦不妙，遂表示愿与冯玉祥弃怨修好，并授意北方“元老”王士珍、赵尔巽等发起和平运动。
翌年四月，为了与南方新军阀缓和矛盾，张作霖又在北方加紧镇压革命运动。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
更有甚者，张作霖竟不顾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悍然下令调动大批军警，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速捕了李大钊等数十名革命者，对其进行严刑拷打。
张学良曾向张作霖建议说：“李大钊是个有用的人才，不应该把他杀掉。”
正当张作霖犹豫不决的时候，南方“某要人”突然打来电报，催促将所捕共产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李大钊烈士的女儿李星华回忆说：“有一位父亲的朋友曾含着眼泪低声对我说，杀害你父亲的不单是张作霖。蒋介石前些天叛变了革命，听说蒋介石给张作霖来了一个电报，使张作霖很快下了毒手。另外，帝国主义也插手参与了这件事。”。
此时，孙传芳、张宗昌两部在杭州、南京沿长江一带已被北伐军击败，其残部退到江北；吴佩孚所部退居河南中南部；张学良、韩麟春部又兵败郑州。
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面临三种选择：一、亲自出任大元帅；二、派人组阁，自已站在后台；三、出关不问关内事，恢复“关外王”的独立局面。
“今后的敌人已不是北洋系了，而是南方的北伐军，这一仗非战不可，不战必亡。”会上，张宗昌慷憾激昂地说，“与其入棺待死，不如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老将升格之后，即或情势不佳退出关外，有了大元帅的称号，犹可仿照孙中山在广东的局面，易于号召。“
听了张宗昌这番率直的陈述，张作霖大受启发，众将领也纷纷表示赞同，几天来未能决定的重大问题，最终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下来。
会后，张作霖发表“锐电”，表示决心要讨赤到底，而对于反共者则露出可以妥协之意。电文中声称：“几有危害邦本，戕贼民生，勾结外援，动摇国体者，是为全国之公敌，人人得而诛之。比者共产分子归降苏联，宣传赤化，甘心卖国，始祸寰区，作霖不武，痛神明华胄等于鹿豕，大好神州沦于夷狄，为驱除洪水猛兽，不能不战。为世界人类生存，不能不战。用是联合诸帅，共起义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