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虽有疏远的皇室血统，但起兵时其家族业已衰败，形同于白手起家。故他在创业之初，主要靠灵活的政治手腕吸纳各路豪强势力帮助。其中起作用最大的，主要是南阳、颍川、河北三大山头——亦即所谓“云台二十八将”。
在“云台二十八将”中，属南阳者11人（邓禹、贾复、马成、陈俊、吴汉、岑彭、朱佑、马武、杜茂、任光、刘隆），占39.3%；属颍川者7人（冯异、祭遵、傅俊、王霸、臧宫、铫期、坚镡），占25%；属河北者10人（寇恂、耿纯、邳彤、王梁、盖延、刘植、耿、李忠、万修、景丹），占35.7%。
三个集团中，作为刘秀嫡系的南阳派最强，足以压制其任何山头，但又未能强到可以独大的局面，合颍川、河北之力仍足以制之。三方互相牵制，刘秀就有了和稀泥、作决策的空间与存在价值。
但这还不够。
为了使豪强更死心塌地支持自己，刘秀频频以联姻为手段，邀请他们参与血统分红——刘秀很清楚，慷慨给予股权，自然是有效的激励方式。
如需河北豪强的武力支持时，刘秀便娶河北山头的郭圣通为正妻，而把先一年娶进门的阴丽华弃之一旁；一待天下大定，刘秀废郭圣通而复立南阳的阴丽华——这不是简单的个人感情问题，而事关下一任皇帝究竟是河北外甥还是南阳外甥的股权分配大事，进而决定“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与河北人的比例。
为鼓励将士，刘秀还与功臣家族缔结姻亲作为酬功之法。故东汉最初诸帝之后，也皆出自勋臣之家——但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光武帝后期，南阳派自恃嫡系而日益张扬跋扈，以至于官场做事竟至“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的地步。此时河北已废，颍川又太弱，为抑制南阳嫡系，刘秀只好引入新的力量加以制衡。
这一平衡策略，在联姻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第二代明帝马皇后为伏波将军马援之女，第三代章帝窦皇后为司空窦融曾孙女。马援、窦融皆为京兆扶风人，又相继以陇西、河西率土来归，他们的共同点是既有军事影响力又有一套团队，足以制衡其他势力。
由于这样的安排，明帝、章帝时期，作为外戚的河西/扶风势力压倒南阳、颍川元勋而一枝独秀，至窦宪以大将军身份辅政时达到顶峰（稍后河西外戚中又出了一个“跋扈将军”梁冀）。
河西/扶风山头把持宫掖后，又将自己的姻娅梁（随窦融归汉的武威太守，安定人梁统之后）、宋（马皇后的外婆家，扶风人宋扬之后，其祖上就是项羽所杀的那位“卿子冠军”宋义）等家族晚辈引入宫中：如和帝刘肇出自章帝梁贵人，安帝刘祜出自章帝宋贵人。往后又有顺帝梁皇后、桓帝梁皇后及窦皇后、灵帝宋皇后等。
纵观《后汉书.皇后纪》中人物（皇后或诞育过皇帝的贵人嫔妃），一多半都出自河西/扶风的马、窦、梁、宋家族，剩下一丁点才是南阳的阴（出自阴丽华家族）、邓（出自邓禹家族）、贾（章帝生母，出自贾复家族）、何（即何进家族）。
其中最为霸道的，就是窦、梁两大家族——东汉两轮外戚专权的高潮，都在这两家手上出现。
虽同出于河西，但窦、梁之间也矛盾重重。
如第四代和帝本为章帝梁贵人所生，但窦皇后夺而养之，又害死梁贵人并打压梁家。故和帝对窦氏非但不敢信任，甚至深怀恐惧，遂于公元92年与宦官郑众合谋废杀大将军窦宪，并变本加厉地报复窦家——连窦宪手下的笔杆子，《汉书》作者，也是扶风人的班固都未能逃脱池鱼之殃。
但这还只是开始，此后的东汉朝廷还将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后备人才的选拔培养，也因此成为朝廷关注的重点。
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该用什么样的标准选拔人才？
东汉初年最强势的河西/扶风、南阳两大豪强山头因彼此往复倾轧，结果两败俱伤。皇帝则游走依托于外戚、宦官之间，导致双方的争杀也是此起彼伏，胜负无常。
要避免在激烈的政治倾轧中被人抓小辫子，加强自我修养和守住道德底线就格外重要——不然搞成黄允那样，为攀附权贵而休妻，结果被老婆当众揭发阴私，连最欣赏他的士林领袖郭泰、想招他当女婿的袁隗（即袁绍、袁术之叔）联手都保不住他。
东汉以“经学”（即经典儒家学说体系）治天下，一切政治行为都需要从“经学”中引述一段经典。
这些以学术进身仕宦并世代相继的家族，就与此前那些军事上有威望、经济上有实力、政治上有团伙的豪强家族截然不同了，他们最喜欢以教化和舆论为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