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世家”“士族”的源起。
东汉任用人才，一看学术，二看品行。
学术主要看对“经学”的掌握程度和工作的能力，品行则是看与“经学”要义对标实践的结果。这其中，以颍川的品行、汝南的学术最为出名。
颍川从冯异起，便以谨慎稳重著称。这个派系在“云台三强”中势力最小，做事又一贯老实本分，所以在刘秀削弱河北、抑制南阳之际没有遭到什么打击。也不像后来的河西/扶风山头那样大起大落，回回群诛都赶得上趟。
所以每次朝廷变动时，颍川士人大都能置身事外并适时填补空缺，至桓灵之际已成为朝堂上最具影响力的中坚力量。当时政坛名流如“八俊”之中的骨干李膺、荀昱、杜密都是颍川人。
汝南则靠研究“经学”而在东汉迅速崛起。
如在《汉书》中，汝南郡有传者仅6人，做到二千石以上高官者仅5人；而至《后汉书》，有传者就飙升至64人，做到二千石以上高官则达到61人，且其中三公者16人、九卿者9人！其中最著名者，就是以研学《孟氏易》起家而至“四世三公”的袁安家族。
是的，就是三国时期袁绍的袁氏家族。来源/电视剧《三国》截图
东汉的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既不同于此前的“世官制”，也不同于后代一考定终身的“科举制”。
“世官制”看血缘谱系，“科举制”看考试成绩，都还算是有一套客观评价标准。而“察举制”则完全围绕“经学”体系运作，几乎全是主观评价。首先是“察”，即以“经学”所阐释的道德准则为标准，通过考察社会舆论评价来对人选进行“测评”；然后才是“举”，由郡守将“测评”成绩优秀的人选推荐给朝廷。
在这套体系下，以尚书台为主的中枢铨叙系统，掌握的权力就非常重要了——它既是经典儒家学说体系的诠释者，又是对这一学说的具体实践者，故常为儒家名士所执掌，能轻易决定一个士人的政治生命。所以哪怕贵至太傅、三公，若不带一个“录尚书事”的加委，也不能算是真丞相。
由于以主观标准察举弊病太多，所以顺帝阳嘉元年（132），尚书令左雄就引经据典上书朝廷，称“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提出应该有客观标准，比如说限制年龄门槛。
除了限年之外，左雄的察举制度改革还规定，人才考察对象必须在基层锻炼后，才得辟举。桓帝本初元年（146）又将基层锻炼时间进一步明确为十年，“其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参选”。
但碰上后台够硬的主儿，仍有后门可走，“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
以曹操为例，他生于桓帝永寿元年（155），于灵帝熹平三年（174）举孝廉，时年才二十岁——无论是按阳嘉制的限年四十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十年，他哪项都不满足。
至于“测评”结果，那就更糟糕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曹操“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记述了他因不满叔父教导而装病挑拨其父、叔关系。《世说新语》则举证他伙同袁绍盗抢人家新娘——这些显然不算什么好德行。
虽然也有坊间消息称许子将（汝南人）曾给过曹操一个“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三国志》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但更权威的正史《后汉书》，则以另一个版本再次打脸：“曹操微时，尝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许名劭，字子将）鄙其为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也即是说，许子将确是给曹操做过一个模棱两可的评价，但那是在胁迫之下的无奈之举，并非出自客观判断。
“测评”过不了关，家庭出身、年龄、基层履历等硬条件也没有一项过得了关，但他曹操这么个“赘阉遗丑”还是硬被举上了孝廉。
不是别人，亲手举荐曹操的乃是河内温县出身的清流派名士，时任尚书右丞的司马防——他就是司马懿的父亲。
在举荐曹操这事上，司马防扛了很大的压力，大有闷头吞了个苍蝇的不适感。所以等建安末年曹操当了魏王，总算是位极人臣了，特意在邺城请司马防喝酒，边喝边嘚瑟道：“孤今日复可作尉否？”司马公，看孤家今日之成就，您也算没举荐错吧？司马防只好苦笑。
司马防的儿子司马懿长期以此为羞。所以曹操发迹后，三番五次要征辟他出来做官，他就一直装病。直到曹操下了“不来当官，就去坐牢”的死命令后，他才悻悻入仕，而曹魏也也迎来了自己的终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