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越南管工厂：更低的成本，难找的货源和低下的效率
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加速了这一步伐。“很多美国客户从中国进口，需要增加10%甚至25%的关税，相当于把单价提升了25%。这不是一点点成本，特别是一些大客户，一下子一年会多出几十万、几百万元的成本。”
而在此之前，就张云峰所在行业而言，2016年中国对产自日本、韩国和欧盟的进口取向硅钢征收了反倾销税，税率为37.3%~46.3%，此举导致她的公司生产成本有所攀升。
于是，2019年，南海矽钢铁芯的印度、越南工厂顺势开张。越南北边与中国云南、广西接壤，距离珠三角地区也很近，能最大程度上链接中国制造和产业链。印度则有足够大的本地市场，同时公司也能更好接触到一些欧美客户。
远赴海外，工艺、设备、流程都不完善，前期工厂需要有人紧盯流程。张云峰和同事便是最早派往印度，负责管理当地工厂的人员之一。
但在国外，每一项决策，都能很轻易地影响到成本。
至今，南海矽钢铁芯位于越南和印度的工厂依旧有诸多零配件从国内发货，有些确实是国外没有，有的则考虑到成本问题。
“因为本地的价格太贵了，虽然东西很小，看起来不值钱，但是使用量大。比如说我们有一台设备上面一个很小的胶套，在国内可能几分钱或者是一两毛钱，但在这边是五毛，我们的用量大，比如说我一个月用1万件，成本就多了4000元。”
成本分解到以“毛”来计算的背后，是虽然两个工厂在海外运营了三年，但目前还没有实现盈利。张云峰表示，前期投入很大，包括土地、设备、人工成本等，而他们生产的这些基础产品，利润也不高。“身边的朋友，短的最起码需要三五年，长的可能成立八年十年才开始盈利，当然也看具体行业和投入情况。”
正常情况下，越南工厂一年能有大概两三千吨的年产量，但由于疫情的反复，导致工厂停摆。印度工厂一年大概一两个月处于停工状态，越南工厂则断断续续停工了一年。
这些，都是海外建厂需要面对的不确定性成本。
胡志明市。来源：视觉中国
即便如此，严格来说，南海矽钢铁芯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家制造业公司的外迁，而是一次产业链的外迁。
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三次比较清晰的全球产业转移，美国的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德国和日本的传统低端制造业向亚洲转移；欧洲及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向中国转移。这些转移，对于转移与被转移双方而言，都是受益者，发达国家集中精力发展利润更丰厚的高端产业，发展中国家则通过低端产业摆脱贫困。
被转移国家拥有的优势，无疑很明显，比如：更低成本的劳动力。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而言，劳动力成本是一笔较为庞大的支出，南海矽钢铁芯的人工成本支出便占据了总成本的大约三四成。在国内，一位工人至少有4000元至6000元的薪资，但在印度，则只需1万卢比，也就是1000元左右。
不过，越南、印度工人的工作效率也远没有中国高。张云峰称，“印度人比较懒散，越南人稍微好一点，但越南工厂生产的产品单一，整体两者的工作效率大概只有中国人的七八成左右。”
2020年疫情暴发后，国内的同事无法回到印度。销售出身的张云峰开始一个人接手60多人的工厂，在印度疫情肆虐的这两年，她慢慢学设备、学工艺、学流程、学财务和学管理，负责起了整个工厂的生产运转。
接触陌生的领域没有打败张云峰，但管理团队却是她面临的一大挑战。“印度有种姓制度，导致等级观念非常严重。低等级的员工给高等级的员工安排工作，于后者而言是一种侮辱，自然也就不会听从。”
只有了解这些文化背后的原因，才能知道如何去克服问题。一开始，张云峰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了解这些文化差异。比如，她曾遭遇过的情况包括：当地人明明只需要100件的产量却说要1万件，款项说好30天月结一定要拖到45天或60天，付好定金按说可以立马送货的产品，但等送到已经是一个月之后。
相较之下，与越南人相处则相对简单，越南被称为与中国最像的国家。一位研究越南历史的学者告诉《中国企业家》，两国的文化根基非常像，越南小孩儿的启蒙读物，也有《三国演义》《西游记》，思维方式与中国是互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