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从安徽来上海打工的年轻人不太会用微博，女士被网暴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怕说错话给她带来更多麻烦，但也忍不住去网上看，难过得睡不着觉，白天很晚才出门送货。4月6日中午，女士跳楼坠亡。
消息传来后，张淮待在房间里，十几天没出门干活。封控期间他住在配送公司安排的酒店里，单量很大，早上6点多就出门送货，最忙的一天接了两百多单。
但他没法再继续了，心里堵得难受，想哭，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越想越烦”。室友安慰他，但张淮不想再说这件事。难受的时候他出门散步，走到筋疲力尽回去睡觉，这样可以少想。
电动车在酒店外放着，自从三年前来到上海，张淮很少和它分别那么久。他一直在外卖行业打拼，送桶装水，帮超市送货。妻子也在同一家公司，但在很远的另一个站点，当时不在身边。女士离开后，他一点点地熬时间，感激妻子没有催过自己赶紧上班，十多天后觉得终于有些力气了，才又出门挣钱。
疫情还在继续，张淮更忙了，每天到晚上快11点才下班。给车子换上新的电瓶，第二天又能跑80公里，至少送上100多单。
酒店不能做饭，他每天就吃自热饭和面包，但觉得还不错，“至少还有得吃，还能在外面跑，能赚钱。”妻子也在五月份调到更近的站点，还可以偶尔见个面。除了还是不能想起那件事，一想到就会难过。
老人手写卡
回到家后，原来的楼组长来梦龙很长时间没缓过来，仍处在“方舱时空”——清晨6点就醒来，手机响个不行，南汇方舱11号楼的很多人还在找他帮忙。他们夫妻为此吵过架。
出舱前，他专门将老人们的情况交代给新楼长和“邻居们”：手机里记录的病症清单、药品、核酸信息等。在他相册里，还保留着一位大爷家属的纸条，上面写到，“他是脑梗三次，然后伴有老年痴呆，有时候什么多（都）不知道，出门找不到家，望你们多留意他的变化，药在包里……”后来，来梦龙托人做了一块信息牌，让老人挂在胸前。
回到小区后，他听说那位老人回家后复阳了，又进了方舱，但幸好有老伴陪着，方舱的条件也好了些。也有人发消息跟他抱怨，小区不让他们做核酸，受到了“歧视”。
一起隔离过的杨青回去后，对门的叔叔阿姨看上去“吓死了”，听到开门有动静，赶紧跟志愿者说，让杨青家不要开门，“她说害怕，她有病、身体不好。”到小区里做核酸，杨青感觉到同小区的人故意下来得很慢，为了和自己错开。如果实在赶到一起，邻居就在后面喷消毒液。工作人员看不过去了，说“人家也是阴性，不要歧视人家”。
也有人转变态度，接受身边发生的事情。作为封控区的居民，高欣从南汇方舱回家后，开始了一个多月的居家生活，活动范围比在方舱时还少。但她觉得连在方舱都安然度过，现在没什么可担心的。之前，她和妈妈核酸阳性，邻居一直不打招呼，她们回去了反而主动敲门提醒领物资。
在另外的小区，有南汇11号楼的隔离者把自治经验带了回去，也设立楼组长，还建立了“居民公约”，大家约定精简物资、众筹买防疫物资等等。
居家隔离一个月以来，来梦龙去过最远的地方，也是离家一公里内。但他已经计划好，夏天之后要约上方舱里的五六个朋友，带着孩子，到上海郊外的村庄，去看看水，聊聊天。他过去除了上班，几乎没有社交。之后，他打算更多融入这个城市，与更多人连接起来。
电话手表
和5岁儿子分开隔离的21天时间里，还好有这支小小的电话手表，倪宁没有和儿子失去联系，儿子是在3月24日凌晨被单独带走的。她只能看着电话手表的定位，推测独自在救护车上儿子的踪迹。深夜的上海，那个定位在一家医院停留了好久，最终移动到了孩子们集中隔离治疗的金山公卫。
起初，联系不上医生护士，倪宁只能隔着电话手表，模模糊糊看到儿子的眼泪。听着周围孩子们的哭声，她和丈夫在电话里给儿子讲睡前故事，有时候他们声音大一点，让周围的孩子们也能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