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这个行业时，行业还处于‘萌芽期’，一谈一个准。”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只要强调共享电单车项目对当地百利而无一害，且是政府的惠民工程，地方政府一般都会接纳。
各方宣传资料显示，企业在推广中，不忘强调共享电单车是一种“更为低碳环保的新型出行方式”，且可融入“安全、便捷、绿色”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共享电单车之所以能在大县域“爆发”，核心在于产品属性与城市需求相匹配。
5月31日，美团与中山大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建设研究院联合发布《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县城出行——县城共享电单车出行报告》，认为县城受地形、空间布局、经济规模、人口密度等因素制约，公共交通系统相对薄弱，而共享电单车可扮演城市出行体系的毛细血管角色。
彭兰介绍，共享电单车用户日常出行的高频距离主要为2～10公里，与县城城区面积相当，大县域市民城市活动范围小，人群出行依靠单一交通工具即可实现，共享电单车更多服务“点对点”的出行需求，市民办个事，骑个车就到。
她解释，共享电单车战场转入县域的另一个原因，是共享车企在一、二线城市混战多年，致使城市不堪重负，不得不提高准入门槛，而摩拜与ofo败局已经证明，共享单车模式无法走通，共享电单车仍存在诸多可能。
2020年，长沙对全城50万辆共享电单车进行集中整治，当地一度出现40多个共享单车“坟场”。这一标志性事件成为车企转战县域的分水岭，长沙城区的共享电单车流入周边小城市。
正是在2020年下半年，李孝国突然感受到了竞争压力。他告诉红星新闻，当年下半年，涌向大县域市场的出行企业明显增多，各地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政府有了多个选择，我们的市场推广，难度也就增大了。”
在云南，投放共享电单车的大县域已超过100个。“南方城市是我们的主要市场，竞争白热化时，一座城市可能有二三十个品牌去竞标，而北方城市可能只有三四个。”李孝国介绍，目标大县域，要求常住人口不能低于5万，行业按100:1计算，一个5万常住人口的小城市，可投放的共享电单车数量约为500辆。
此次招标之前，宣威市有关部门专门去了解其他三四线城市共享电单车的运营情况，“我们发现有些城市的主管部门，竟然不知道共享电单车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宣威市市长许韶发说。
共享电单车产业链相对复杂，对县城容貌管理、交通秩序管控与公众出行安全保障等提出挑战。李孝国说，从2021年起，各地开始对共享电单车特许经营权进行拍卖，从源头对共享电单车进行规范、限制，大县域共享电单车的扩张脚步，这才有所放缓。
红星新闻梳理发现，2021年我国各地政府通过了运营项目，共享电单车陆续开始投入使用，但同时主管部门对企业运营提出更多规范，如湖南张家界、福建福鼎等地纷纷出台共享电单车特许经营权招标方案，未经许可的企业，一些地方要求退场。
北京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欣表示，公共停车点位属于城市的公共资源，城市政府对公共资源使用权进行市场化拍卖，交易本身没有问题，但要考虑拍卖价格的合理性，过高的成交价格势必将增加企业的负担，企业可能会将运营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不利于项目的长期稳定运行。
招标底价多少合理
“从我们接触和观察的城市业务来看，共享电单车的运营跟执法部门，如城管、交警、消防的KPI强挂勾，共享电单车有可能影响到‘创城’，对共享电单车占用城市公共资源进行拍卖，目的也是为了管理。”彭兰说，大县域共享电单，目前已经发展到了共管共治阶段，或者叫政府强介入阶段。
许韶发告诉红星新闻，此前针对共享电单车企业“政府未收过任何管理费”。彭兰分析认为，从云南其他城市的先例来看，云南整体上各个城市的财政“吃紧”，共享电单车行业则是开源新领域，“如果管理不好，行业可能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2021年5月18日，瑞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瑞丽市城区、姐告及畹町共享电单车五年特许经营权进行拍卖出让，哈啰出行与云南三人行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以6500万、3200万中标，两公司分别可投入车辆2500辆、2300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