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监利县反家暴公益组织的统计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据媒体报道，“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统计发现，2020年2月其服务的家暴事件有175起，是1月的近两倍、2019年同期的三倍多。
疫情期间，隔离和封锁，意味着慢下来的时间，和家人“亲密无间”的相处，密集的时间空间、对病毒的恐慌、心理焦虑、经济压力等原因，都在挤压着蠢蠢欲动的“暴力”，一些原本就存在家暴风险的家庭，暴力会升级。
2021年，李莹（左一）为家暴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双方正在签署代理协议。受访者供图
家暴个案管理员
深圳家暴个案管理员张宁艳第一次见到的方宁，浑身是伤。
2020年2月，全国疫情最为紧张的时候，深圳市宝安区陆续出现数十例的确诊病例，社区加强了人员出入的管理，人们居家隔离。
2月17日晚上，方宁被丈夫陈利掐住脖子，按在床上实施家暴。结婚十多年来，方宁第一次拨出了报警电话发出求助。虽然是深夜，民警很快抵达，在民警的调解下，陈利反复认错，再三保证绝不再犯，方宁无奈选择了原谅。然而，漫长的夜晚刚刚开始，民警离开半小时后，陈利又开始施暴，殴打从凌晨一点半持续到早上八点。第二天上午，方宁以上班的名义逃出家门，向妇联求助。
“我刚见到她时，她全身都是淤青，两边的脸都肿着。”张宁艳回忆。2月18日中午，张宁艳接到了街道妇联的委托电话，她被指派为这起高危家暴案件的个案管理员，需要马上前往案发社区进行协助。她负责方宁案件的所有环节，包括陪伴、关爱、心理疏导，对接法院、律所、社区、街道等，帮助方宁疏通全部流程。
反家暴法实施六年来，法院、公安、妇联、街道、社区、公益组织等机构共同编织了一张日渐严密的社会支持网络，全社会的反家暴意识提升，不再把家暴理解为“家务事”，多方力量共同支持受暴妇女维护自身权益。
但2020年以来，新冠病毒反复肆虐，反家暴的社会支持网络被削弱。相关责任人和社会机构的资源向抗疫倾斜，一些线下工作难以开展，反家暴系统上的完整链条，触点和触点之间失去了紧密连接。
在这个特殊时期，司法机构和公益组织也推出了一些更为灵活的支持方式。
“妇女遭受家暴后，她第一时间就面临着出社区的问题，那时候的很多资源和行政权力都集中到社区基层了，所以我们尤其重视社区的作用。”深圳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的干事刘西重说，疫情期间，深圳鹏星采用“个案管理员”方式，个案管理员起到陪伴、心理辅导和协助受害人与各个部门交涉的作用，“就像大管家一样”。
来自国内一线反家暴机构的专业人士编写了《疫情期间家暴防护实用手册》，提供了家暴基本知识、预防家暴、自救与求助资源等信息，手册主编刘西重。受访者供图
张宁艳经过街道、社区的层层审批同意，迈出了自己小区的大门。她首先与方宁进行了四个小时的交谈。方宁已经忍受了长达十一年的家暴，她曾反抗过，也提过离婚，但只换来又一次的殴打。她把这些矛盾视作家丑，从未向周围的人求助，直至这一次。
这起案件被评定为高致命危险，也是家庭暴力的最高级别。张宁艳陪伴方宁先鉴定伤情，结果是轻微伤，已经达到拘留十天罚款两百元的惩罚程度，陈利很快被派出所拘留。
案发时正是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深圳市宝安区专门设立了家事纠纷系统，所有的材料和诉求可以通过线上上报，完成一站式服务。2月24日，张宁艳将方宁的口述、危险性评估、伤情鉴定和报警回执等材料收集形成证据链，上报至系统，提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诉求。2月25日，法院采用“云庭”在线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克服了疫情下当事人无法到庭参与调查的困难。当日，宝安法院通过“微法院”线上送达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法院电话传唤陈利，向他警告了家暴的严重性并禁止其靠近方宁，如有违反则要承担法律责任。
在离婚案庭审中，陈利以缺席的行为拒绝离婚。正常情况下，当事人一方缺席则无法进行判决，但鉴于陈利情节恶劣的家暴史，法院仍作出判决宣判他们离婚，这在宝安区是首例离婚庭审中一方当事人缺席仍作出审判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