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霍思伊
6月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说，截至6月1日，国内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覆盖人数超过2.3亿，完成全程接种的有2.18亿人，完成加强免疫接种1.69亿人。这意味着国内仍有将近13％、超过3300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尚未接种疫苗。这一缺口与两个月前相比，没有太大变化，而加强针还有超过9500万60岁以上老人未接种。
当下，中国全程接种新冠疫苗的总人口占比已经达到89.07％，但老年人疫苗接种障碍已经成为防疫最大的短板之一。与之相比，在大多数欧美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的完全接种率早就达到85％以上，甚至90％以上。世界进入“疫苗时代”已两年半。在关于确诊、新冠死亡、口罩与飞机旅行的讨论外，最热闹的话题，莫过于疫苗怀疑与疫苗犹豫。如何保卫老人，提升疫苗接种率，又该如何打破疫苗犹豫？国外有哪些老年人的接种经验可以为国内所借鉴？
过于宽泛的疫苗禁忌症
在德国，2020年的圣诞节刚过，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年人就开始排着队接种疫苗。在更早之前，他们都收到了政府递送的一张纸质信件，上面对于他们的接种次序给出了明确安排：首先从80岁以上老年人开始，其次是70岁，然后是60岁。与之同步接种的另一个群体则按照身体所患疾病在大流行中的危险程度进行排序，先是刚做完器官移植手术的人，然后是唐氏综合征人群，后面是患有糖尿病、癌症、慢性肾脏或肝脏疾病、艾滋病毒或其他免疫缺陷疾病、心脏病、哮喘和临床肥胖症的人，这些疾病都会显著增加感染新冠后的重症几率。
德国人严谨而有序的做事风格，在其疫苗接种计划中有着典型体现。与德国类似，大部分欧美国家在制定疫苗接种策略上，都是先从最脆弱的老年人开始接种，这与中国形成一种路径上的分野。在国内，最初的优先接种对象，不是老年人这类高危人群，而是医护人员、机场、火车站工作人员，以及流动性强的物流、外卖员等高风险人群。
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副教授陈希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中国早期国内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很少，所以在做疫苗前两期临床试验时，老年人样本就偏少。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与老年人相关的疫苗保护力数据就不充足。后来开展三期临床，虽然“加进去”一些老年人样本，但总体来说，对于给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接种疫苗，可能会产生怎样的不良反应，安全性如何这些问题，当时“没有特别大的把握”。因此在推广疫苗之初，中国对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采取了比较保守和谨慎的策略。
直到2021年3月，在充分评估感染风险的前提下，中国才开始在各地大规模开展6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疫苗接种。今年3月，由阿根廷国家流行病学和国家战略信息局局长Analía Rearte领导、第一份揭示了国药灭活疫苗对老年人有效率的研究，发表在《柳叶刀》上。来自阿根廷的大样本真实世界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注射两剂国药疫苗后，减少死亡风险的有效率为85％。此前Ⅰ/Ⅱ期临床数据只显示“与18~59岁人群相比，60岁以上老年人疫苗接种后中和抗体滴度略低，但安全性良好”。
德国华裔病毒学家、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认为，如果单从接种优先次序来讲，因为当时国内主要的威胁来自输入性传播，为了让生产、生活继续保持平稳，在高风险人群和高危人群之间，选择前者并没有问题。但最大问题在于，后来在推动老年人接种时，没有真正执行下去，人为设置了很多老年人接种障碍，比如过于宽松、缺乏明确标准的禁忌症。早期一些老年人想去社区接种，却因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而被拒绝，这种“保守”正是出于缺乏足够的科学数据以证实老年人接种的安全性。在欧美等国，恰恰相反，越是患有慢性病的“极度脆弱人群”，越被强烈建议尽早接种疫苗，因为这类人感染后是“最危险的”。
实际上，在国外的疫苗接种指南中，都没有设置“绝对禁忌症”。一般只对一些有数据支撑的严重副作用做出提醒。中国2021年3月发布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中，对疫苗的接种禁忌包括“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未控制的严重慢性病患者”。以高血压为例，虽然没有直接写入禁忌症，但患者常因为“未能控制高血压”而被要求暂缓接种。在早期的各地实践中，因没有明确的标准，经常靠基层接种人员自行权衡，导致各种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