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低下的B面：“20岁到30岁，我胎停流产了11次”
2017年，清清决定到上海看病。她找到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免疫科主任鲍时华，这时她才知道自己有抗磷脂综合征这个听起来很陌生的疾病，但第11次怀孕，还是失败。
抗磷脂综合征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是频繁胎停、习惯性流产的患者比较明确的病因之一，是清清11次迟迟无法根治的症结所在，因为抗磷脂综合征即便经过临床正规的治疗，它的成功率也只能达到80%左右。
直到2019年11月，第12次怀孕的清清躺在B超室，内心麻木。医生拿着探头在她的肚子上画圈。突然，医生说看到了胎心。
清清不敢相信。反复确认后，她激动不已，跑到医院的角落里嚎啕大哭。她心想，这一次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为了定期检查，清清独自一人搬进医院附近的出租屋，每周去做3次B超，自己买了一台胎心监测仪。但自己买的机器没有医院的好，很难辨别胎心，“恨不得买个B超机，天天背身上给孩子检测”。
孕期25+5周时，胎儿又被查出脐血流缺失。清清跑了上海3家大医院，医生都建议她流产，因为可能不出一周，胎儿就要停止发育。但清清意志坚决，最终，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又勉强保胎了一个月。
胎儿到34周，发育严重迟缓，最后医生决定为清清紧急剖腹产。女儿出生后虽然体型很小，体重只有840克，但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10多年来，清清前前后后一共花了70万，“吃过的药能用麻袋装”。
清清的女儿出生之后，鲍时华医生为她取名“千帆”。鲍时华对清清说，“你的肚皮将近挨了一千多针，经历千难万苦，终于把孩子生了出来，希望她今后能一帆风顺”。
停不下来的胎停门诊
清清的遭遇并非孤例。
多位临床医生向八点健闻反映，这些年胎停出现得越来越多。
被称为“胚胎停育”的坏消息，大多发生在孕早期（孕12周之内）。胚胎生长到一定阶段后，停止了正常的发育。对医生来说，如果妊娠物能顺利地从体内排出，就成为了自然流产，如果滞留在体内，就还需借助人工的手段排出。
事实上，严格来说“胎停”并非一种诊断，而是自然流产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表现。
原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告诉八点健闻，所谓的“胎停”更多源于影像学的诊断：在胎儿发育过程中，有胚囊却没胚芽，或有了胚芽没胎心，以及有了胎心却停止生长。在临床上，胎停没有腹痛或阴道流血等任何症状或体征，它既不是先兆流产，也不是稽留流产，更不是难免流产，无法分类到现有的流产的诊断中，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教科书上不存在的“胎停”。
到了现实中，这意味着，一部分胎停、自然流产会发生在院外，另一部分则被计入医院的流产人数中。
由于定义的模糊，胎停的数字难以统计。目前，胎停仍没有国家层面的官方数据。
尽管没有国家范围的统计，但很多妇产科医生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历年来胎停病例数量有加速趋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主任陈素文对此深有感触。仅在上周五（6月17日），陈素文进行流产手术的40位患者中，就有14位是胎停。
她告诉八点健闻，30多年前自己刚毕业参加工作时，胎停的病例特别少，一年只有个位数，大家都将其当作特殊病例来讨论学习。但最近十几年，胎停的病例显著增多。
陈素文认为，胎停的趋势越来越严峻。其所在的计划生育科，这些年工作重点发生转移，从“控制人口”变成了“解决生不了孩子的问题”，胎停育成为科室重点攻关的项目。3年前，医院甚至专门开设了胎停育专病门诊。
“2016年，国家颁布了二胎政策。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领导到我们医院做调研时询问，为什么预计的出生人数和实际的出生人数间有比较大的缺口。我根据临床的情况告诉他，因为很大一部分胎儿在肚子里就夭折了，我们这里接诊过相当一部分胎停的患者。”陈素文说。
上海市计划生育专家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方爱华告诉八点健闻，因存在院外自然流产等情况，胎停的数据较难统计。她和团队统计了医院住院患者中存在胎停的病例数，结果发现，2017~2019年相较于2014~2016年，数据增长了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