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能拦住想堂食的上海人：站着吃、走着吃，电话亭里摆餐桌
江若云从小在上海长大，她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韩国街”人山人海，一群妆容精致、穿着得体的女生，她们可能是高级写字楼里面的白领，穿着高跟鞋和很漂亮的小裙子，画了精致的妆容，背着香奈儿，拿着苹果笔记本电脑。在街中心寻找一块空地，席地而坐，在纸箱子上抱着塑料袋吃外卖。
这里算是上海的一个小地标，类似于北京的望京地带。道路两边挂满了韩文招牌，到了夜晚霓虹灯也很好看，“有一种很洋气的感觉，现在像澡堂子似的。”
“韩国街” 妮雅
吃客们在缝隙中寻找一些浪漫。他们在防疫规定允许的范围内探索出一些新招式——不让在店内吃，那就在店门口的台阶上吃；不让坐着吃，那就站着吃、走着吃；不让坐商家的椅子，那就自己随身携带小板凳；花坛、台阶、厕所门口的休息区、天台……一切曾经不会跟“吃饭”二字产生联系的地方，都变成了饮食场所。
一天晚上，妮雅散步路过一家商场，里面冷冷清清，外面却热闹非凡。年轻人和老人们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有人拎了一箱啤酒和炸鸡，有人放着音乐，有人带着花和狗狗来，对来往的行人说，“你们可以买我的玫瑰花，也可以摸我的狗。”
解封后第一次出门吃饭，宜君和朋友们约在了电话亭里。
六月正值上海的梅雨季，时不时落一点小雨，空气里是道路两旁法式梧桐树叶的味道。雨水打湿了草地和长椅，宜君和朋友没有地方去，转身看到路口有一个红色的公共电话亭。
解封后第一次吃饭是在电话亭 宜君
电话亭不大，是半封闭式的，公用电话已经废弃不用，据说这里之前会有外卖小哥和过往的行人歇脚。亭内有两排对列的座椅，中间是一块小桌板，刚好可以容纳他们三个人坐下。宜君用随身携带的酒精湿巾仔仔细细地将电话亭擦拭了一遍，打开两盏手机手电筒的闪光灯，灯光透过灰棕色的酒瓶映射在桌子上，泛起一圈红黄色的光晕。坐在电话亭里，外面的雨声沙沙作响，她们感到惊喜。
不一会儿，有人注意到她们，给他们拍照，搭讪聊天，甚至还有人开始在旁边排队等位。她突然觉得，只要能和亲近的人见面，其实在哪里都可以堂食。
撤店了
妮雅的父母在上海开了一家本地菜小饭馆，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比她的年纪还要大。在经历了近一百天的封闭后，他们准备重新营业，报备街道，消杀完毕，备好各种菜品（但也不敢准备太多）。
但是，妮雅幻想中的“报复性消费”并没有到来。员工们“手机都要刷烂了”，也没能刷到一个订单。终于遇到很久未见面的老顾客出现在店里，她也差点没认出来。他们全副武装，戴着口罩帽子手套，随身携带酒精，点了菜就打包带走。
妮雅和父母在门口摆了几张塑料餐桌椅，陆续有客人坐下来吃饭。没过十分钟，巡查人员来制止了，他们站在旁边，一直等到顾客们吃完才离开。
疫情留下的印记在很多地方显现。妮雅家的饭馆位于黄埔、静安和徐汇的三区交界点，她观察到一些封控时期留下来的“遗迹”。黄埔区封控用的是比人还要高的木板；对面徐汇区是一排稍矮些的绿色隔离网；再往北走，可以看到静安区，封控区围着白色的铁栏。
就在前一阵，妮雅家的餐馆又被通知暂时封闭了九天。这几个月里，店内的流水砍掉百分之九十，一个炒菜的师傅转去做美团线上，如果不是因为没有租金的压力，她们也快要顶不住了。
妮雅看到了一条新闻：专家称，疫情下餐饮业必须要主动自救，而不是等、靠、要。“我们真的已经很努力在救自己了。”妮雅说。解封后，她和年迈的父母开始学习如何上线店内的外卖系统。平台会抽取商家佣金，他们还需要补贴一些配送费，再搭上一些红包和优惠券，才能勉强接到一些订单。
餐厅经营者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有的开始露天摆摊，有的悄悄提供一些外摆位。网上流传着一些方法——如果顾客实在想正常堂食，可以考虑办个健康证，去餐厅当兼职人员，这样在检查来临的时候，可以说自己是店员，等吃完之后再离职。有痛下血本的老板，甚至在餐厅隔壁的酒店，专门开了房给客人就餐。另外一些高端餐厅也放下身段，做上门私厨生意，能回一点本是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