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来看，五年前，种粮大户种植滴灌玉米，同样的农地、同样的产量，地租每亩仅有400元，种植成本500元，成本投入合计900元。按照当时的标准干玉米价格每吨1600元来算，每亩粮食销售收入为1152元。由于当时种粮补贴并未给种粮大户，合并前面提及的秸秆、滴灌带回收的80元，总收入达到1232元。
这意味着，种粮大户的每亩收益为332元，投资回报率36.9%。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让人颇为意外的现象：对种粮大户而言，随着玉米价格的大幅走高，投资回报率竟然大幅下降，风险承受能力也显著下降。这对于提振种粮大户的生产积极性是有影响的。
果断放弃“非粮化”，全部改种粮食
2011年，固镇县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的意见（试行）》。成立了固镇县农村土地流转工作领导小组、固镇县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推进指导组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负责全县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管理。这被王汉视为地方政府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信号。于是，他果断返乡“包地”，创办农业专业合作社。
“包地”是“流转农村土地经营权”的通俗说法。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目前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始于2008年。2014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首次提出“三权分置”。
2016年两会期间，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接受媒体采访就表示，承包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是普遍现象。实际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有很多经济发达的地方在探索这种做法了。
布瑞克·农产品集购网研究总监林国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的土地流转跟城镇化有着密切关系，并率先从东部沿海省份开始。
林国发称，因为地力、平整度、基础设施等条件不同，不同地区的土地租金存在显著差异。目前，华北地区成片耕地每亩每年租金普遍在600~800元，东北地区普遍在400~600元。由于东北耕地一年一熟，玉米价格对次年地租影响较大。南方地区更是差异较大，每亩每年租金从300元到1200元不等。种植粮食一般400~500元，种植香蕉、冬季种植蔬菜等，普遍较高。
2018年，是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由于“包地”只严格规定“非农化”，并未严格要求“非粮化”，该合作社在种植粮食作物之余，也种植了一部分经济作物，比如蔬菜。不过，种植蔬菜的规模效益并不好，五六年时间，反倒亏损了几百万元。
之所以亏损，主要在于人工成本太高。王汉解释称，种植蔬菜的话，人工成本占总成本一半以上，地租不到20%。根据在“蔬菜之乡”山东省寿光市的考察，在同等产量的情况下，如果一斤辣椒低于0.8元的话，规模大户要亏损，而小农户还有一倍利润。
“这说明，小农户赚的钱，都是人工劳动的辛苦钱。”王汉说。鉴于此，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2018年底，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果断放弃“非粮化”，全部改种粮食。
探索“地租+分红”模式
地租的上涨，也影响着中国农业的竞争力。“如果将‘包地’成本扣除，中国的小麦种植成本，要低于进口小麦价格。”王汉称，这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由于地租占粮食生产的大头，种粮大户也不得不尽可能地控制成本，王汉的“精明”体现在地租支付方式上。区别于其他种粮大户“在每年种地之初，就直接支付农户地租”，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选择在每年6月1日前兑付。否则，老百姓有权收割小麦。
多年来，小农户与种粮大户之所以能达成这样的默契，原因有四：一是，受地理、气候等因素影响，固镇县种植的小麦稳产，且极少遭遇受灾年份；二是，当地形成了稳定的“小麦+玉米”种植模式，而且二者属于常规作物，质量好坏都能销售掉，无非是“好的好价、差的差价”；三是，每亩小麦产量1000斤左右，国家最低收购价多年维持在每斤1.1元以上，远超每亩地700~800元的地租；四是，由于小麦生长周期8个月，以该合作社接近2万亩农地的流转规模，地租为1500万元左右。尽管对老百姓来说，每家每户可能也就到手3000~4000元，起不到关键作用，但对合作社而言，这笔资金就相当于闲置，无形之中增加了财务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