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官问他，是否服从岗位调剂？他总是回答，服从调剂。他不太在乎会被安排到什么岗位，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只要自己能胜任即可。
“也许以前博士生或者是高学历名校毕业生有很多会选择去企业，毕竟给的待遇高，钱很多。但这两年，大家明显更趋向于找稳定的工作”，张楠说，“在有编制的岗位上，竞争会特别激烈。”
在张楠自己的求职考量中，去企业是排在最末位的选项。他的同学、亲戚中也有人从事薪水很高的互联网行业，对他们来说，加班是常态。他们形容那是一种疲惫、亚健康的工作状态，无暇照顾家庭，没有时间陪孩子，生活被工作填满。张楠不喜欢那种生活。
这两年的疫情，给了张楠更大的触动。在他的老家，江苏省的一个县级市，他看到很多饭店关门，很多人被辞退，有人开始动用积蓄来应付房贷和日常花销。他还听说一家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公司，受疫情影响开始裁员。
这些都让张楠产生很强的危机感，他越发认为，有编制太重要了。
张楠重点寻求江苏和广东的人才引进。起初他目标明确，报名的都是市级直属单位招聘。几次落选后，范围扩大到了地级市。今年过完年，他不再挑了，开始投区县、甚至是镇一级的招聘。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就业形势，并不是可以由着他挑挑拣拣的。他并不介意下到基层岗位，也完全可以接受县城十来万的年薪水平。但从没有一次应聘，他进到谈薪资的环节。
他最想去的是广东省江门市。2021年11月，江门市发起100名博士引进，在招聘信息中直接写明了待遇——不低于36万的年薪，极具诱惑力。张楠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应聘，但“我们面试有个群，确切的数字记不清了，应该介于1300与1400之间”，其中不乏清华北大等顶尖大学的博士生。
▲江门市人民政府官网上的博士引进公告截图。
张楠听说，有些应聘者事先参加了专门针对人才引进、选调生和公务员这类考编面试的培训班。他没有花这个钱，但花了不少功夫。他专门查资料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情况，如果报考的是专业对口的能源相关岗位，他甚至会查阅当地的资源、碳减排方面的年度报告，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组织观点。有几次面试，他对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但结果仍是失望。
另一个折磨人的现实是，受到疫情影响，许多地方的招聘进程一再延期。有些报名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仍没有发出下一步通知，他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
薪酬待遇诱人
今年应届毕业的南京大学硕士王禹从去年下半年便开始了求职努力。她是浙江金华人，希望能留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在此基础上，她优先考虑有编制的工作。
从去年10月份开始，她陆续报名了许多招聘，包括苏州、南京、杭州许多有教师编制的中小学招聘和杭州的一家有国企编制的出版社招聘。她还报名了湖南和湖北的选调生考试，希望熟悉一下体制内的考试流程，积累经验。今年1月，她又报名了浙江丽水市的人才引进，招聘的岗位有事业单位编制。
大半年的时间，王禹几乎就在一场又一场招聘考试中度过了。她乘高铁在南京、苏州、杭州之间来来回回地跑。考试的前一天总是焦虑，很难入眠，考得多了，便也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王禹在求职时加了不少就业信息交流群，她在群里看到，以前每年招很多专业岗位的国有城建企业，今年都停招了。“我能感觉到现在的就业形势不是非常好”。她本科的同学中，有人去了薪水非常高的互联网大厂或是教培行业，但如今，互联网企业开始大规模裁员，教培更是遭遇全行业的毁灭性打击。一些同学失业后，从头开始准备考研或考公。“你就感觉很多东西都在变化，很不好说。我还是希望有一个保障。”
她感受到了竞争之激烈，比如湖南的选调生考试，她发现有些人面试能考到将近90分。她感慨：“大家实在都太会考试了。”
王禹说，同学们求职时，首选南京、苏州、杭州这样的新一线城市，或者是西安、长沙、乌鲁木齐等等各自家乡的省会城市，几乎没有人奔着北上广去。
“新一线城市，比如杭州和南京，都有几万块钱的人才补贴。从岗位提供的待遇来看，北上广对我们来说不太有吸引力了”，王禹说，“从成家立业这样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还要考虑落户和买房。在上海落户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是本科生，只能是上海本地非常好的985、211院校毕业生才有机会。而南京、杭州这样的城市，落户相对容易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