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研究生邱士楷曾经干过销售，并在两家券商研究所实习过，这些实习经历让他厌倦了合规部门检查与信息分析，他希望自己能进入国开行、农开行等政策性银行，或者进入其他央国企。
邱士楷说：“遇到疫情，至少央国企不会裁员吧”。
政策催促下，在春秋两季招聘外，2022年国央企加赛一场，开启了一轮夏季招聘。
国资委官方微信“国资小新”在6月一共推送了44条招聘信息。中交集团拟向2022届毕业生提供近800余个工作岗位和百余个职场体验官实习生岗位。
一家能源央企的子公司在北京、上海两地开启夏季招聘，只要是应聘进来的应届大学生，均解决户口落实的问题。
6月底，这家企业刚刚释放出3个岗位空缺（该岗位解决北京户口，且解决户口不用排队，入职就能解决，并提供员工宿舍），便收到了300多份简历，“我们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应聘，人力资源部的同事加班加点地面试。”这家企业的中层倪妮说。
应届生对国企的推崇往往带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比如国企早已经没有了编制，采用合同制招聘员工，但是国企依然和编制一词紧紧绑定。“国企员工也可以辞职，区别在于，国企比较人性化一些，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事情”，一位汽车零部件央企内部人士说。他所管理的企业是一家合资企业，企业内的外资更多考虑是怎样拿到新业务、达到利益最大化，但这位管理者首要考虑的因素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劳动用工、稳定性和社会责任。
上述汽车零部件央企内部人士将在国企工作比作进入围城，身在围城内的他觉得在国企内并不能“躺平”，和他合作的一位职业经理人刚刚因为业绩指标不合格而被开除。
在倪妮看来，国企的工作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稳定了，压力比较大，各种加班也是经常的事情。
2021年，倪妮所在的企业开始执行末位淘汰制，即每年都要签署目标责任书，考核排在末位的几个人要降档、降级。倪妮举例说，之前便有人因为考核靠后，一路从专家级别降到主任级别、副主任级别。而且，排在最末位的还有可能被淘汰，甚至真的会被劝退，有犯了错误的直接被开除。
目前，倪妮签署了目标责任书，需要达成多项重点工作任务，科研项目的进展也要达到要求，重点科研项目攻关、成果转化以及部门完善的专利都有硬性的指标要求，倪妮感到压力很大。
可乐青春
2000年，项陈从大学毕业，他有一个留校的机会，但他果断的选择奔向一个欣欣向荣的市场。“那个时候刚刚能上网，能上QQ，但是还是能看到一些信息，对外企也有些向往”，项陈说。
2000年初，招聘会里摆张桌子、支个摊子，就是一个招聘点。现场人头攒动，应聘的人拿着厚厚的简历一份一份地投过去，也为心中的经济版图投出了一票。
彼时，一批跨国企业刚刚进入中国，在短暂摸索后，开始了规模化增长，2000年《外资企业法》修订，一年后中国加入WTO，对外的大门打开。
项陈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国企在毕业生心中是“一杯茶一张报纸坐一天”的地方，外资则是“风向标”，竞争很激烈，工资也更高。
经过几轮挑选，项陈成为可口可乐的一名业务员。
早上8点开会后，项陈就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跑客户”，一跑要跑30多家。夏天卖得很快，也很辛苦，吃完午饭后又困又热，还要硬撑着继续跑，一天骑车几十公里，晚上回到家里都在九十点钟。
年轻、肯跑的项陈逐步晋升，从业务员干到了分区经理。项陈觉得自己青春最好的10年都在那里了，“最艰难的活儿都学到了，工资也有弹性，勤快的业务人员和偷懒的人员花费的时间不一样，拿到工资也不一样”。
做到分区经理时，陆续有猎头找到项陈，项陈并未心动，直至一家央企找到了项陈。
随着年龄的增长，项陈开始认真考虑这个机会，并最终选择离开可口可乐，进入国企。“可口可乐就是青春、激情、梦想，新的工作就是油腻中年、家庭、责任、担当”，项陈说道。
进入央企，短时间内他获得了家一般的归属感，但在温情过后，项陈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