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国回忆，最近，卫健委领导到基层调研时，一个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曾反映说，“天天搞疫情防控，中心就要关门了，没办法开展业务。”随之大胆坦言，“今年的公共卫生服务可不要来查，我们一点都没做。”
疫情之后，基层的工作重点和定位究竟何在？基层管理者们感到十分困惑。
相互“打架”的指令，也让他们无所适从。
“市委领导要求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卫健委领导说必须坚持防控。朝令夕改，不知道该听谁的。”张建国无奈地表示。
一些管理者放弃挣扎，把所有力量投在疫情防控上，中心停诊，收入为零。
张建国不愿“躺平”。在夹缝中谋生存，只能搞折中，医疗、防控两手抓。
“我对员工们说，不要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几周前，张建平组织社区中心的大家一起开了会，会上他说：“疫情看起来再次平稳了，咱们自家的地已经长满了杂草，该去锄地了，该去拔草了，不要再去干别的了。”
骨干医生被留下来加班加点看病人，中心另外招聘100多人来做核酸检测。虽然两边任务能勉强应对，但临时工的工资仍发不出来。“必须留一些人做医疗业务，中心才能有收入。不然到月底医护们拿不到工资，人员流失会很快。”张建国说。
与张建国类似，陈昊也在想办法自救。
陈昊说今年尤为辛苦，以往社区间还能互相支持，而今年压力最大。还好人员工资有财政保障，每个人头一年工资补助应有7万多，整个中心人员财政拨款一年近2000万。但因疫情全体职工停休两个多月，加班加点，到目前还没有任何补助。
“合作方的社区干部有领到补助，三级医院的医生也有发放，但社区医务人员一直没有。”陈昊说。
2年的等待，陈昊对财政的防疫补助已不抱希望。2021年，中心的流水尚可，靠牙科、中医等医疗技术多挣了近千万。而周边地理位置不好的几家社区中心，门诊受影响更大，经济收入也不好，只能保证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功能。
“今年就想多挣点，有点盈余，明年还能给大家发。”陈昊说。
不同地区的管理办法并不同，上海市卫健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八点健闻，疫情防控相关的支出，是放在疫情防控整体支出里统筹考虑的。但就目前而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既要开展常规服务，又要参与社区疫情防控，人手紧张，满负荷运行一定是存在的。
“疫情三年，公立社区中心的收入减少，在全国是比较普遍的，还不一定影响生存。”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院管理研究室主任黄二丹向八点健闻表示。他进一步解释，因为城市的社区中心往往都是收支两条线，财政会对员工的工资进行拨款。
但这三年，面临的问题还有工资不变情况下，人员的工作任务翻番，健康管理的日常工作流程完全被打断。
“最重要的是，这严重降低了基层开展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能力。”黄二丹强调，在一些地方的社区中心，其实政府的投入有所增加，很多地方还解决了一些编制问题，但这些支持力度和社区中心承担的压力，是远远不成比例的。
机构的困境和人的困境，交织在一起。如果说，在下沉年代里，社会需要共克时艰，那么城市中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许是最小、最脆弱的防疫单位体。
负责扎紧城市防疫篱笆的一线人员和团队，坚守在岗位，还能撑多久？
乍暖还寒，社区的春天，还没开始就要消失？
2010~2020年，基层医疗曾经历了“高歌猛进”的十年。
国家强基层文件频频发布，政策利好、财政倾斜，基层的市场前景一度被业界看好，药企涌入，不少医生舍弃三甲医院回到基层。
5月24日，国家卫健委乡村振兴办主任、财务司司长何锦国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1.4万亿元，支持脱贫任务重的25个省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15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家庭医生签约、紧密医县域医共体建设等政策不断颁布，大量人财物投入，基层能力不断强化。
多位基层管理者向八点健闻表示，突如其来的疫情踩了刹车，三年的停滞期猝不及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