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岁女童长菜花上热搜背后：医生如发现未成年人遭性侵，应强制报告
「抛却医生的职业身份，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是，大多数国人在儿童性侵这件事上，是缺乏想象的。」
中国社会科学大学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告诉丁香园，至今为止中国依然没有关于儿童性侵整体性、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童小军指出，由于缺乏感知，包括医生在内的大众一般倾向于认为「数量不多就不重要，也不危险。」
实际上，未成年性侵远比我们想象得要普遍得多。在 2017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儿童保护制度建设研究：目标、策略与路径》一书中，研究者结合中国局部调查的综合分析：
中国受到多种形式性侵犯的未成年人在 10% 以上，其中插入式性侵犯约 1%。
这意味着一个骇人的事实，中国每 10 个未成年人中就至少有 1 人受到过性侵犯，约 3000 万人在成年以前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侵。
国外曾有研究表明未成年性侵的案件存在 1:7 的隐案率，童小军认为「我们国家因为统计不全，这个比例可能还要更大一点。」
「我们 9 年以来持续统计，2021 年是 223 起，最多的一年有 500 多起，相当于每天发生 1.5 起。而这只是水面上的，因为我们的统计仅基于媒体公开报道案件。」「女童保护」公益组织的发起人、凤凰网副总编孙雪艳告诉丁香园。
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群体巨大、家庭监护缺失、相关教育匮乏、社会意识不到位等原因，儿童被性侵的风险会更大。在边境口岸的县城医院里，二十来岁生四胎、五胎的产妇并不罕见。
报告后，孩子和我都得不到保护
2020 年 4 月23 日，建三江人民医院迎来一名伤情特殊的患者。
这位被父亲与继母送入医院的 4 岁女童鼻骨骨折、颅内出血，体表遍是经年累月的烟头烫伤、刀片划痕，嘴唇甚至疑似被剪刀剪开。
而当日入院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她将大便解在了纸尿裤里，随后便被继母拽着衣领将头往卫生间的门框上撞击，直至浑身发抖、翻着白眼，才被送进了医院。
案件一出，立刻引发了全网舆论风波。而在进重症监护室前的半个月内，于某茜已经两次因伤住院引起了医生的注意并报警，但两次均未得到立案。
4 月初，于某茜就曾因伤入院被送至富锦市中心医院，医生报警后，于某龙辩称「孩子的伤是自己调皮弄的」。13 日，于某茜鼻梁骨骨折再次入院，于某茜父亲又辩称其「自残」，警方未予立案，制止虐童的时机再次被错过。直到十天后，于某茜颅脑损伤第三次被送进医院，其父才终于被绳之以法。
于某茜的案例是家暴，而未成年性侵案与之有着相似的特性，即熟人作案比例高，极具隐蔽性。同年 8 月，在哈尔滨的刘国维将邻居家 4 岁幼女骗至工地排水沟内实施奸淫，致被害人三处重伤二级。
根据「女童保护」的统计数据，2021 年熟人作案 160 起，占比 80.80%，受害儿童年龄最小为 2 岁。
「孩子是在玩耍时不小心弄伤的自己」是此类案件中嫌疑人最常见的一套辩驳话术——而在此情景下，医生报告的「意愿」也就随之消退。
在孙雪梅所接触的案例中，医生选择「知而不报」，主要存在以下顾虑。一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即许多医生在面对这样的家庭内部矛盾时，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一部分人担心报告以后不能确保孩子完全免受二次伤害、甚至会引发医患矛盾波及自己，被打击报复。
大家的顾虑，正在于自己很可能成为「前两次帮助于某茜的医生」，无法让孩子得到真正的救助。
面对潜藏在我们身边的未成年性侵案件，广州某三甲医院医生周行止（化名）道出了医生普遍的担心。
「有时候我们是能察觉出孩子不太对劲，但有些孩子还太小了，两三岁的年纪，他们又不会说话。就算我们报警了，话语权掌握在家长手里，没有证据，公安机关顶多批评教育，可能也就不了了之了。孩子回到家里，要是受到更严重的虐待，我们是帮了还是害了这孩子？」
日常工作中，周行止接触到的无论是来做人流还是父母带来检查的未成年人，都表现得很紧张害怕，担心被人知道后对工作和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我强行报告了，孩子的隐私被披露出来，社会媒体、司法程序能及时提供心理干预、司法救助甚至经济援助，确保孩子免受二次伤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