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阿凤姐在北京做外卖骑手第三年，在此之前，她从未想过会以“骑手”的身份开始北漂生活。
来北京之前，她和丈夫在老家湖北武汉经营一家汽车美容店，算上汽车美容设备的投入、损耗、工人工资和每年近10万元的店面租金，一天挣两三万才能保本。由于挣钱的速度赶不上亏钱的速度，阿凤姐关停了汽车美容店，欠下了十多万的债务。
2019年，为了还债，以及逃离创业溃败的窘迫，阿凤姐和丈夫决定北漂，找一份挣钱多的工作。42岁的阿凤姐，是80年代金融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曾考入家乡体制内的岗位，又辞职创业。
她说：“我想着我有学历，年龄也不算太大，在网上投递简历试试，哪知道是跑外卖？”
和阿凤姐有着相似人生境遇的女骑手不在少数。她们人到中年，面临事业、婚姻、育儿等多重困境，为了从“一团糟”的生活里挣扎出来，她们穿上外卖骑手工服，戴上头盔，骑上电动车驰骋于城市街头。
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她们经历过在220多人的工作群里，只有零星几个同类的孤独，体会过在体力、速度等多方面被男骑手碾压的挫败，也有过面对外界审视时的自卑。骑手的工作或许并非最终的落脚点，在这个不稳定的职业里，她们试图寻找自己的位置，与生活搏斗。
一名女性骑手。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临时“落脚点”
阿凤姐和丈夫租住在北京西城区一个月租一千多元的小单间里，15岁的女儿留在老家由亲戚照料。
为了维持生计和按时还上每月两千元的债务，阿凤姐希望找一份按时发工资的工作。丈夫目前没有工作，每天骑共享单车四处寻找投资的机会，想用手头的积蓄在北京做点小生意。但阿凤姐不赞成，“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她面试过超市领班岗位，对方开出的薪资6500元，不包吃住，职责包括点货出货、物品分类、排班，还要会用电脑。这些她都能胜任，但卡在了“年龄要求38岁以下”这一条。后来，她再接到超市的面试邀约，都先问对方“有没有年龄要求？”但大多数超市要求的年龄上限是35岁。
有房地产公司给她抛出橄榄枝，销售岗位，底薪2000元一个月，提成另算。她偷偷询问门店里一个干了两年的女孩，对方告诉她，薪资稳定在4000元/月，打消了她入职的念头。
接到招聘外卖骑手的电话时，她有些意外。对方告诉她：“好好干六七千，努力干八九千，使劲干月薪过万。”只要会骑电动车，下载一个导航和一个外卖接单平台APP，随时都能上岗，这让她感到心动。
今年32岁的柳青在天津做外卖骑手，同样是迫于生计。在成为外卖骑手之前，柳青和丈夫在天津经营一家小饭馆。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客流量锐减，夫妻俩在2020年关停了饭馆，丈夫去了其他餐馆打工，她则回河南信阳老家坐月子。
柳青已经有一个7岁的女儿，但在她的老家，大多数的家庭都有两三个孩子，家里人也希望她再生一个儿子。
孕育二胎的过程并不顺利，在她怀孕五个月的时候，产检发现胎儿有60%的几率发育不良。柳青不敢冒险生下孩子，“如果孩子真有病，不是我这样的家庭能承受的”，迫于无奈，她在胎儿七个月大的时候选择打胎。
柳青在老家休息了一年，2021年5月回到天津后，她时常感到焦虑。“钱也没挣到，小孩也没有照顾好，感觉自己很没用。”
平日里丈夫在饭店工作，每天晚上10点才下班，回家躺下就睡了，节假日也不休息。她一个人照顾女儿，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她尝试过做小时工，但最繁忙的饭点，她要去学校接女儿放学，节假日活儿忙的时候，她又要在家给女儿做饭，辅导孩子功课。
但就算再难，她也不愿意把孩子送回老家做留守儿童。“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父母出去打工，我留守过一段时间，我知道那种滋味，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带在身边。
柳青每天早上8点送女儿去学校，晚上5点30分再去接女儿下晚托班，生活的重心始终在孩子身上。去年9月，女儿上小学一年级，她才有时间出来工作。
她在外卖平台做众包骑手，“时间自由一点，想接就接，不想接就不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