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超市的门口，通常聚集着很多骑手。一些重量在二十公斤以上的超市订单，配送费用能达到10-15元，比如配送成箱的桶装水、1.5升的食用油、大米、西瓜等。接过几次这样的订单后，柳青浑身酸痛，肩膀、后背贴上膏药，好久缓不过来，她主动将目光投向药房、便利店配送费用3-5元的订单。
柳青曾做过一个调查问卷：“抢订单的时候，你最希望看到订单上显示什么信息？”她回答：“我唯一的愿望是显示订单重量。”
孙萍形容，外卖系统的算法体系是按照男性的身体和气概打造的，在劳动强度、管理规则等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男性气质。“算法后台的数据来源，大部分是基于男性数据制定的标准，那么越来越多女性加入这个行业就会有明显的不适。”
有些地方的外卖站点会根据配送难度分等级。孙萍解释，比如有的站点工作强度大，高峰时段订单特别多，订单重量大，特别容易超时，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比较多，订单的配送价格也更高。女性面临一些先天短板，跑10元/单的订单很辛苦，她们会自动下沉到订单价格低，相对轻松的站点。就算她们去到难度等级高的站点应聘，站点的骑手也会说，“这个地方你干不了”，“我们之前没有女骑手，我们招的都是精干厉害的男性来干的。”
2019年3月5日，重庆一名51岁的外卖女骑手在送单。视觉中国 资料图
相比起体力上的弱势，如何“平衡”好照顾女儿和骑手工作，更让柳青感到一种“分身乏术”的无力感。
“有时候孩子放假，带着她送餐，就算心里着急，也宁可慢一点，不会闯红灯或者逆行。”柳青带女儿送单时，她一次只抢一到两单，遇到有游乐设施的小区，还会陪女儿多逗留一会儿。这也意味着带女儿送餐，一天的收入只有平常的一半，不到一百块钱。
同时，她害怕被人说闲话——“还带着孩子送外卖？”以及旁人的特殊照顾。比如，商场的保安看到她带着孩子取餐，劝她：“钱是挣不完的。”等红绿灯时，交警也责怪她：“带着孩子送外卖多不安全？”
有一次下雨天平台做活动，配送费用更高，她让女儿站在旁边银行的门檐下避雨，自己去店里取餐。回来后，发现女儿手里抱着一件好心人留下的外套。
柳青时常感到内疚，但她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她的父母和公婆都在老家，丈夫在餐馆工作，每天晚上10点下班。如果她不带着女儿出门送外卖，她怕女儿因为害怕胡同里的野猫，不敢出门上厕所；怕女儿出门和小朋友玩，走失了；也怕女儿吃不上一口热饭。
在她的印象里，有一次给独自在家的女儿订了外卖，由于女儿没看到外卖盒旁边密封的开口，把盖子快砸烂了也没打开。午高峰时，女儿给她打了五六个电话，她心疼女儿，却只能说：“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赶紧送完就能回家。”
还有一次，女儿独自在家，去了同学家玩，她回来时找遍了周围有孩子的人家，也没看到女儿，害怕得报了警。她说：“从那次以后，我再没有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
“去性别化”与“示弱劳动”
在孙萍的观察里，女骑手们为了适应男性化的工作环境，通常采用两种生存策略：第一种是开启“hard”模式，用男性气质包装自己，强调自己具备在这个特别糙、特别需要吃苦耐劳的行业生存下来的能力。
第二种是展现“笑脸迎人、嘴甜、慢慢说、包容心大”等女性气质，将性别身份与骑手身份进行对接和融合，从而实现“性别翻盘”，将“示弱劳动”转化为“优势劳动”。
“去性别化”像是女骑手在外卖行业的一层保护色，在上海宝山区做外卖骑手的张玲，采取的是第一种模式。她经常自嘲“男骑手都不把我当女的”。
2017年4月10日，浙江省杭州市，1994年出生的一名女骑手，正在将外卖送至顾客手中。视觉中国 资料图
2021年年底入行外卖骑手以前，她在家具厂的食堂上过班，“爱美”是她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其他人穿围裙做饭，她则从来不穿，而是喜欢穿高腰的超短裙，每天上班都要化妆。
但成为外卖骑手以后，她所在的外卖平台要求骑手每天穿统一的工服，佩戴头盔，“想讲究也讲究不起来。”上海的冬天有些湿冷，她常常把自己裹成粽子，外面套着肥大的工服。由于要佩戴头盔，画了眉毛也会被头盔遮住，她索性只抹一层防晒出门。远远望去，如果不是一撮露出头盔的马尾辫，很难分辨出她的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