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所在的站点有70多名骑手，她在站点的排名常常位居前三。每次骑手排名更新，都有男骑手在群里议论：“你们这些大老爷们，还不如一个女的。”
选择外卖骑手这份工作，张玲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多挣钱。她的老家在四川农村，14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都在念书的年纪，家里前几年装修房子，欠下不少外债，她说：“只要能挣钱，你叫我去洗厕所我都愿意，我都不在乎。”
为了在这个男性优势的行业里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机会，她每天早上7点多上线接单，比多数骑手提前上线一小时，抢后台积压派不出去的订单。赶上送餐的高峰时段，即使顾客所在的小区有电梯，如果楼层不高，她都会爬楼梯送餐，为了节约等电梯的时间。在4月初，上海疫情爆发的时候，公共厕所暂时不开放，她不到万不得已不喝一口水，只有下午2点回宿舍吃饭时，才去一趟卫生间。
在张玲看来：“我的车子能驮动40斤的东西，我就尽量自己送40斤的东西。只要能吃苦，（这份工作里）女的不比男的差。”
阿凤姐的想法则不一样，她说：“毕竟咱们是个女的，该示弱就要示弱。”
孙萍和其调研团队也曾在论文《平台、性别与劳动:“女骑手”的性别展演》中提到：一些女骑手不会一味选择证明自身不输男性的体力和能力，而是通过遵从传统的性别规范，即承认并利用“弱女子”的身份，来积极调度周边资源、寻求帮助。
在午高峰时段，写字楼的电梯总是人满为患。为了赶时间，阿凤姐常常声音清脆地喊一声：“哪个帅哥去六层呀？帮个忙呗，帮我把餐放到六层的架子上。”“人家100%都会帮忙，嘴巴甜一点人家都高兴”，阿凤姐说。
遇到订单太重、车胎被钉子扎了、或是特殊天气，她也会提前和顾客打电话解释一下，争取对方的理解。
有一次，顾客一份订单里点了16份盒饭，32瓶饮料，配送费用8元，距离1.1公里，但她拿不了那么多。她不好意思在午高峰麻烦男同事帮忙，就试探地询问顾客能否帮忙接应一下。对方开车到红绿灯路口附近等她，她分三趟取餐送到了马路对面。
但十次里面也会有一次碰壁的时候。阴雨天，她向一位点了馄饨的顾客解释：“如果跑急了，馄饨汤容易洒，耐心再等一下，着急的话，也可以取消订单。”但放下电话，对方就投诉她态度不好，并要求她不要挂断电话，第一时间送她的订单。
阿凤姐觉得委屈，有男骑手教她，下次直接说：“下雨天我送不来，你退吧。”或者，“我要迟到半个小时，你能不能等？等不了就退。”不要解释那么多，更不要说汤洒了，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阿凤姐意识到，相比于男性，女性往往更愿意换位思考，和顾客沟通更有耐心，但不够直接的表述方式也更容易引起误会，甚至让自己的利益更多受损。
审视的目光
阿凤姐是爱美的，每天早晨出门，她都会花一个小时打扮，粉底液、防晒霜、睫毛膏、眼影、眼线一样不落，再换上干净的速干服和一尘不染的椰子鞋出门。送外卖的途中，每隔两个小时，她要去公共卫生间补防晒，擦干净下眼皮晕染的睫毛膏，重新补一遍。
取餐的时候，她不哄抢，也不说话，就往那里一站等着叫号。别人问她：“你等谁呀？”“我等单。”对方往往后移一小步，上下打量她，“你搞得那么干净，不像跑外卖的。”
她和同事闲聊说起，自己每个月在化妆品上花四五百元，防晒霜一个月用完一瓶，晚上回去还要敷面膜。有的女骑手很惊讶，“你还有敷面膜的时间？”也有男骑手说她是“败家娘们”。
她从不气恼，但会纠正对方，“我这不是败家，跟男人抽烟一样，每个人追求的生活品质不同。”回想起以前在老家做生意的日子，她最爱穿小羊皮时装鞋搭配裙子和带卡通图案的破洞牛仔裤，一线品牌的口红一次买十多支，她觉得现在的生活质量已经下降很多。
2020年11月11日，沈阳，一名外卖女骑手。视觉中国 资料图
对于外卖骑手职业，阿凤姐坦承自己内心缺少认同，有关职业的自卑感在一次次亲身经历中累积。“这个职业在社会中是比较底层的，不受人尊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