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为什么说国家统一是中国文化的“铁律”？
西方文化中“分”的特质在西方近代思想中得到了充分地反映。比如自由主义理论的经典“one nation, one state”（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是“分”的原始理论基础。自由主义的理论对实际政策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最显然地反映在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 • 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的“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和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理论上。这些思想为主权国家“分”的正式化提供了认证，并造就了“分”的结果。实际上，这个世界上除了绝少数几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之外，大多数都是在久远历史中自然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分”的理论过去分裂了这些多民族国家，而今天“分”的理论对更多的多民族国家构成着分裂的威胁。
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 • 威尔逊
西方的这种“分”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的分离，或者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分离，也充分体现在西方国内的社会内部。西方主权国家内部历来有贵族和平民之别，后来又以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进一步分化。在个体层面，“分”的文化最显著表现在西方的个体主义。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合”。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后就根本没有出现过西方式的封建社会。在这之前是周朝，尽管东周时期（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呈现出一定“分”的特质，但这与西方的“分”有本质的不同。整体上说，周朝采用的“分封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与西方的自下而上的封建不同，中国的分封制是自上而下的，诸侯名义上的权力仍需得到周天子的赐封。到了战国时期，尽管周室衰微，但仍是权力中心，只是表现为权力中心的弱化。正因如此，春秋战国的“分”并不是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the history），而是新的“合”的开始(the start of a new history)。中国的“群雄逐鹿”概念便是体现了“合”的文化本质，这个概念意味着各诸侯国都想统一国家，并且是以自己的方式统一国家。“分”只是“合”的开始。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便是新“合”。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比周朝更进一步。商周时期的中国统一问题靠的是道德，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德治”，即依靠诸侯臣民们对中央权力的忠诚来完成统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意识形态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工具上进行“书同文、车同轨”等统一度量衡的做法。尽管我们对先秦的历史了解不如秦汉时期的多，也有争论认为商周时期中国就进行了不少统一的试验。但总的来讲，从春秋战国到秦朝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分与合的一个新的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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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表面看，似乎中国文化对“分”和“合”都认同，但细看中国历史，“分”从来不是终点，反而是“合”的起点。中国历史上有“分”，但从未产生类似西方那样的“分”的理论或者概念。因此，即便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都没有成为像西方那样的主权国家，在政权割据的状态下，每位君主都希望承继一统，而不是偏安一隅，成为永久的独立国家。“分”只是新的“合”的开始，这是中国文化的使然，因此“合”也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铁律”。
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分”出现在清末民初的军阀割据时期，但军阀割据也没有成为常态，从来没有一个军阀想要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我们还没有所谓“民族主义”和“主权国家”的思想，那么清末民初这些思想早就传播到中国，但这些军阀也没有独立的意愿，这表明“合”的文化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基因了。各个军阀还是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从军阀政权不同时期所举的旗帜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十八星旗，还是民国政府后来的青天白日旗，都代表着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御侮的新国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追求新的“合”的客观事实。
“分”只是暂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