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路的尽头便是她的家，砖瓦房没能盖起来，土房没了人维护修葺越来越破败——屋顶盖着茅草，墙壁裂了道大缝，塞满了塑料纸来挡风，因为怕倾倒，就用个树桩子撑着，但还是经不起风雨，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屋子西北角是用砖垒起的床，上面没有棉絮被子，只铺了一层薄薄的木板，再叠层草。
法律援助律师刘静洁第一次见到朱大红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她记得，两个孩子坐在床边，手里拿着的生山芋还挂着泥巴，他们好歹搓搓就一口啃下去。
朱大红一见到刘静洁就哭了，她想不明白，“我的人生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法子英已于1999年12月28日被执行枪决，劳荣枝一直在逃，但朱大红提出的民事赔偿，却因“法子英无实际赔偿能力，免予赔偿”。
支撑不下去了，朱大红带着三个孩子投奔娘家，家里住不开，就去借邻居家不住的房子。看着三个孩子吃不好穿不好，那时的朱大红想过死。
最后是女儿打消了她轻生的念头，“小孩子站在面前，我的心又活过来了。我这样做，对不起孩子，也对不起父母。人活在世上，最起码要知道感恩，要知道回报。”
朱大红与陆中明的三个孩子。从左至右分别为女儿陆晴（化名）、大儿子、二儿子陆阳（化名）。受访者供图
2004年左右，朱大红带着孩子回到了丈夫的家乡合肥市长丰县怀堂村，照顾婆婆。用刘静洁的话来说，“她像撑住家里马上要倒的房子一样顶了上去。”
陆中明遇害后，婆婆终日以泪洗面，双眼渐渐失明了。家里没有劳动力，种地变得格外艰难，朱大红生性要强，不愿意总麻烦别人，再加上种地的收入一年只有四五千块钱，维持不了全家的生计，她不得不外出打工。
孩子们很小就学会了照顾自己。小学三四年级时，陆晴学着自己做饭——把锅搭在小煤炉上，加点白水，自家种的白菜放进去煮一煮就是一餐。伙食最好的，是学校中午两三块钱一份的盖浇饭，陆阳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晚上就不必再琢磨吃的。
衣服也是捡别人不要的穿，五颜六色，裤子肥大，有的还破了洞。一年冬天，陆晴收到一双还算新的红色小皮鞋，但太薄了，她被冻得坐在马路边大哭，陆阳没办法，只能胡乱给鞋里塞点纸取暖。
有时放学回家，门被锁住，兄妹俩进不去屋，坐在家门口哭。朱大红回来，看见孩子们哭，她也跟着哭。
这种时候，她总是格外想念陆中明，但又不敢跟孩子倾诉，怕惹得他们伤心。偶尔陆阳惹她生气，她才会吐出一句：“你没继承你爸爸的聪明。”
陆阳和陆晴对父亲的记忆，全部来自于照片和母亲的只言片语。在陆阳保留的照片里，父亲的笑容总是舒展——有撑在摩托车上的，有站在油菜花田里的，还有和朱大红并肩坐在一起抱着孩子的，照片里母亲的脸上也有笑容。
在朱大红的印象里，孩子们只知道父亲去世了，案件细节直到劳荣枝落网后才知道。但在孩子们的世界中，没有了父亲，本身就意味着不同。
陆阳最怕开家长会，他不愿意回答爸爸为什么没有来，性格也越来越自卑。青春期时，也像其他孩子一样，有点叛逆，跟着调皮的同学拿了一把别人家门口晒的花生偷偷卖掉，被老师请了家长。朱大红从打工地赶到学校，走一路哭一路，“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陆阳推着自行车跟在母亲身后，“那一刻我感觉我特别错，一下子就成熟了。”
从那之后，陆阳很少和母亲顶嘴，感到委屈时，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他学会了跟自己和解，“爸爸不在了，妈妈一个人不管多难也想把这个家撑起来，我得赶紧长大，照顾我妈妈。”
朱大红曾用来拉稻子的木板车，现在被搁置在墙角。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把家撑起来
要不是几个月前，朱大红把腿摔断，不得不在家休养，她还会在合肥没日没夜地做着那份宾馆保洁工作。
她已经干了十几年，早中晚三班倒，旺季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打扫三四十间客房，长期甩被子、换床单、刷马桶，她的肩膀、双腿和腰背时常疼痛，总是贴着膏药。即便气力耗尽，每月工资也只有两三千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