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班方便，朱大红花一两百块钱在市区租了间民房，水泥墙壁光秃秃的，连陆阳也不大愿意去，“天稍热，就像进了微波炉，透不过气来。”
这样也比每天来回跑强多了。从村里到打工的地方将近20公里，朱大红要先骑电动车到公交站，她近两年才学会骑，车技还十分不熟练，正常不过20分钟的路程，她要花去近3倍的时间。
早些年还没公交车的时候，路上要耗费更久。早上四五点钟，她就要从家出发，一路走到村口或镇上，再搭车穿过半座城市，“每天早出晚归，一路哭着去合肥打工。”
赶上农忙就更不得了。
下班后，朱大红要立刻赶回村子，在门口点盏灯，一个人把白天晒好的稻子再翻一面，直至半夜。到了浇水的季节，她挨家挨户借机器抽水；该收获的时候，因为没有拖拉机，朱大红只好拉着木板车割稻子，两个孩子在后面推，至少要走两里路，万一碰到下雨，就只能任由稻子被淋湿发霉。
“那些日子，天都是黑的，看不到亮。”其实改嫁不是没可能，但她不愿意。“宁可我自己苦，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不能让我的小孩成了孤儿，最后成了流浪儿，说不定走向社会成为什么败类。”
朱大红家里煤炉与煤气灶，墙壁已经被熏黑。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她咬牙撑了下来。陆阳和陆晴上初中时，朱大红终于将砖房涂上了水泥，那时，村里几乎都住上了水泥房。她还给孩子们买了自行车，以免他们步行六七公里上学太过辛苦。家里添置了煤气灶，但没有油烟机，墙壁被熏得发黑。
孩子们也越来越懂事。陆阳会骑着自行车，到村口接送母亲。放学后，兄妹俩就泡在田里干活，收稻子、摘棉花、拾花生。
三个孩子都在初中毕业后就选择了辍学打工。家里虽然靠朱大红一点一点撑了起来，但一人的收入养活全家仍是入不敷出，债务越滚越多。
陆阳一门心思想赚钱还债，初中的每个寒暑假，他都想办法打工。辍学之后，他去搓面条，做服务员，到厂里打螺丝，研究过跑腿送外卖，“哪个钱多做哪个。”去年的时候，他白天做厨师学徒，晚上搬货。
搬货的都是中年人，年轻人极少，“因为太累了。”最多的一次，他一晚上搬了七八吨货物，“感觉胳膊不是我自己的胳膊，腿不是我自己的腿。”手上被磨出了老茧，他还是挺了下来，“我们得接受现实，该吃的苦还是要吃。”
朱大红没少和他吵架，觉得学门手艺才是正经事，陆阳只是默默听着，盘算着走一步算一步。
“没让孩子把书读成，这是我的一个遗憾。”朱大红有点自责。但孩子们对她，只有感恩。
一次朱大红过生日，女儿发来短信：亲爱的妈妈，这些年你含辛茹苦把我们带大，你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我心里暖暖的，孩子知道我的苦。”朱大红很欣慰，这条短信她一直留着，一个人的时候，总是翻出来看看。
朱大红一家常年在外务工，家门经常落锁。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等待一个结果
刘静洁认识朱大红超过20年了，她看着这个坚强的女人把破碎的生活一点点缝合，也看着她身上留下了越来越多岁月的痕迹，她知道，劳荣枝始终是朱大红心里的一根刺。
1999年，法子英刚被执行死刑时，朱大红经常给刘静洁打电话：“劳荣枝怎么还没被抓到？”刘静洁理解她，“朱大红一直抱着希望，想给陆中明一个交代，也期待能得到一点赔偿。”
朱大红记得自己十多年前最为焦虑，成天想着“消失了”的劳荣枝。她的名字，她那张头发烫着“大波浪”的照片，不停地在朱大红脑袋里打转。
最近几年，朱大红有时反倒安慰起刘静洁：“很有可能她躲在哪里，不好找到。我相信警察总会找到她的。”
年轻时的朱大红（左）与律师刘静洁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2019年11月28日，潜逃20年的劳荣枝在厦门落网。三年过去，朱大红还是可以飞快地说出这个日子。
她还记得劳荣枝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她正准备烧饭，陆阳犹豫着拉住她：“妈，是爸爸的事情。另一个人好像被逮到了。”朱大红激动极了，赶忙找刘静洁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