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王苓们如今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单身生育的困扰，但多元化生育正日益引起关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魏伟，其研究方向为城市/空间社会学、性别和性研究、多元家庭。2018年12月至2020年12月，魏伟的硕士生高晓君访谈了22名城市中的单身生育女性，这些女性主要生活在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东部省会城市，年龄为27岁-43岁，生育时年龄多数超过30岁。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多为本科，不乏硕士和博士，职业有研究员、财务、会计、广告、人力资源、采购和服装批发等，年薪多为20万元－30万元，有的年薪在40万元－60万元。
魏伟告诉《财经》记者，一些受访女性开始并不反对结婚，但快要结婚时，那些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更高的女性，慎重考虑婚姻对女性的期待和要求后，选择放弃成为妻子、儿媳妇的角色，而选择单身母亲的身份。“不结婚做单身妈妈，还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魏伟说。
魏伟表示，原生家庭的支持也是促成因素之一，她们生于独生子女时代，一些父母不希望女儿受委屈，嫁得不好还不如不嫁，而娘家可以提供经济和资源支持。“她们经过很多现实的考量，认为单身生育反而是最好的选择。”
从城市到乡村，都有一些女性主动或被动成为单身妈妈。在南京有自己事业的刘昭妤，业余时间运营一个救助困难“未婚妈妈”的爱心小站，四年来接触数百个来自乡镇的未婚妈妈。4年前，刚生下女儿一个月后，刘昭妤无意中了解到一些未婚妈妈在经济上处于窘境，想到自己为迎接女儿出生，屯了很多母婴用品。于是，刘昭妤购买或者从认识的“宝妈群”回收母婴用品，分类、收纳、寄给需要的未婚妈妈。刘昭妤另一个初衷是不想让那些孩子从小被抛弃，失去母亲。刘昭妤出生时母亲因为羊水栓塞去世，在她13岁时父亲去世，她体会过那种缺失母爱的滋味。
刘昭妤告诉《财经》记者，她接触的未婚妈妈主要来自乡镇，多数出生在多子女家庭，自身受教育水平不高，年龄偏年轻，她们流动到珠三角或长三角打工，因各种原因成为单身妈妈，有些是到结婚时因彩礼谈不拢，还有一些是性教育缺乏不懂避孕。这些女孩在城市里没有归属感，又回不去，“像候鸟一样，不知道往哪飞。有些人后来拖着孩子回老家嫁人，在农村的婚姻市场上更处于弱势。”
这两年刘昭妤也接触到一些城市中的未婚妈妈。2021年，刘昭妤参与制片的纪录片《未婚妈妈》上映，她因此认识一些“高知未婚妈妈”，“她们有些是海归，自己选精子生小孩，从事的职业有律师等，经济上有实力。”刘昭妤说，这些女性更希望获得认同感，不需要经济上的帮助，“她们想给自己一个说法，其实她们已经做了决定，无非是让我给她们打气鼓劲，因为她们有的可能是婚姻或者爱情不顺遂。”
婚姻和生育变迁
家庭结构与婚恋模式不断变化，身处变化时代中的个人不自觉地被裹挟前行，未婚妈妈们的选择背后有时代的印记。
杨菊华对《财经》记者表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婚姻还是生育的前提，这个并没有动摇，但婚姻和生育之间内在的关联性有所松动。”杨菊华解释，这其中有多重因素：一是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过去生育必须发生在婚姻内，但现在未婚生育越来越被社会、个人及其原生家庭接受；二是女性独立性的增强，女性经济能力大大提升，不再像过去，必须通过结婚才能生养孩子；三是性观念和性行为的改变，同居现象增多，有的女性怀孕后可能进入婚姻，有的女性没有进入婚姻，但希望把孩子留下来，就成为未婚生育。
一些单身女性做出生育决定后，很快被父母理解和接纳。陈晨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两人退休前都是公务员。将分手和生育决定告诉父母时，陈晨还有些担心，相反父母很开通，“两个长辈认为没必要硬凑在一起。他们后来都觉得，这是我做的所有决定中最正确的。”陈晨说。
24岁的朱敏，19岁时未婚生下一子。朱敏称，儿子的到来是个意外，当时她年纪小，社会经验不是很多，但发现和前男友的价值观有偏差，对方还有家暴倾向，于是果断选择分手。朱敏的父亲起初劝和不劝分，但看不到男方会有改变，后来就放弃劝和。“家人支持我生下来，他们心疼我，担心打掉胎儿对身体有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