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下孩子的前两三年，朱敏没有收入，经济上主要依靠家人，她也从刘昭妤处获得一些帮助。那几年，她在福建农村老家和父亲、继母一起生活，帮父亲卖海鲜。现在，她到县城打工，孩子交给父亲和继母带，“爸爸几乎所有的快乐都来源于这个小孩”。身在农村的一些亲友，会认为朱敏未婚生下孩子对她是个累赘，但朱敏想得很清楚，“选择不可能美好的婚姻，不如自己赚钱自己花。”前一次感情的创伤还未褪去，她暂时不想找对象，她的心思放在赚钱上，正在琢磨下班后去夜市卖炒酸奶补贴收入。
未婚生育现象在各个国家都有涌现。杨菊华介绍，近年来在欧洲、美国，有将近四成以上的生育是婚外生育。在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或地区，受文化等因素影响对非婚生育有一些限制，不过近年来在日本、韩国也有增多趋势。2017年，日本有关部门曾做过一次人口调查统计，其中非婚出生的新生儿约占2%。“以前我做研究时，也发现日本的一些女性不想结婚，不想受婚姻的束缚和拖累，但是她们想当妈妈。”
目前还没有公开的数据统计出中国非婚生育的比例。2021年，魏伟的一项课题——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单身生育研究，入围2021年上海市社科规划年度课题立项名单，目前正在进行中。魏伟和他的合作者发现，很多未婚妈妈不愿意被称为未婚妈妈或非婚妈妈，这些词带有婚姻本位的色彩，她们倾向于叫单身妈妈，“她们认为我单身也可以成为母亲”。
魏伟表示，非婚生育，尤其是城市中的一些女性主动选择单身生育，带有明显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城市中出现的主动、自愿的单身母亲群体，不仅体现个体自主权利，还更显现出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交织嵌套，并且受现代婚姻和生育制度影响。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欧洲学者提出。杨菊华告诉《财经》记者，“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主要是解释婚姻家庭方面的转变，包括同居现象增多，不婚和晚婚、少生甚至不生等现象越来越普遍，婚外生育现象和离婚率上升。
中国持续走低的结婚数据和逐渐走高的离婚率日益引起关注。2022年3月，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763.6万对，跌破800万对，创民政部自1986年开始公布结婚登记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而中国的粗离婚率持续递增，1979年中国的粗离婚率（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为0.3‰，2000年时粗离婚率近1.0‰，2020年粗离婚率为3.1‰。
2022年8月1日，求是网发表一篇署名为国家卫健委党组的文章《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该文提到，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着深刻而复杂的形势变化，人口负增长下“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走低，“十四五”期间总人口将负增长。
生育政策渐变
律师董晓莹从2015年起接触单身生育群体，为单身妈妈提供法律援助，并关注单身女性的生育权益。今年7月中旬，董晓莹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单身妈妈政策上面临的障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技术上的，即冻卵能否向单身女性开放，一是单身生育能否享受生育保险。董晓莹表示，《社会保险法》并没有限制非婚生育申领生育保险待遇，但一些地方的计生条例给非婚生育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设置关卡。还有一些涉及公职人员因非婚生育面临的就业问题，在一些省份单身生育的公职人员会受到纪律处分。其他的一些障碍在近年来逐渐消除，比如非婚生子女上户口问题，取消社会抚养费征收等。
近年来，不断有代表委员呼吁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其中提到建议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在国家卫健委的官网，仍可查询到2017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下称“原国家卫计委”）给当年全国人大代表相关建议的答复。
原国家卫计委在答复中称，中国相关法律未否认单身女性的生育权。但目前通过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单身女性生育权做出具体规定，还需要深入研究论证。实践中，个别地区结合实际制定了有关规定。如吉林省2002年通过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之后历次修订，吉林省均保留了此条规定。前述答复称，“据了解，该规定实施10余年来，尚无1例单身女性申请借助医学手段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