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见一次孩子,住院全靠自己积蓄,县城独居老人:养儿未必防老
对于“养儿能否防老”这个问题,陈晓凤无奈的摇头,“靠不上,靠不上”。最近几年她住了4次院,外地的两个孩子都未能回来,医药费除了报销之外,全部靠她的积蓄承担。
从世俗意义上看,养儿防老面临一个悖论——如果子女越有成就,就越走得更远;若子女平庸,则要为生活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即便留在身边也很难兼顾到父母。
作为江油市前副市长,牟绍俊对此体会更深。他育有一儿一女,女儿事业有成,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定居,如今女儿和女婿都是公司高管。可儿子读书少,至今仍在一家公司打工,每月拿着2000多元的工资。虽然儿子留在身边,但对父母的回报有限,相反他和老伴儿一直在为孙子付出。
牟绍俊退休后不久孙子出生,这让他把精力全部转移到了孙子身上,“从幼儿园开始,2岁带到20岁”。他说,由于儿子工资低,孙子的学费、生活费等开支,绝大部分由他承担。没有钱的时候就告诉女儿,“1万、2万都在给”。
对于那些儿女优秀的父母来说,经济问题并不是晚年生活的主要困难,但有些困难却是经济无法解决的。
身体的警钟
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的警报拉响,那些年轻时透支的精力、体力,在60岁以后开始“索赔”。人老了——不只是一种心理的暗示,下垂的皮肤、脆弱的骨骼、以及越来越无力的心脏,都在提醒暮年已至。
王翠花和丈夫年轻时身体一向很好,但退休不久,丈夫一次意外摔倒导致骨裂。不久,王翠花也摔倒了,同样出现骨裂。几个月后,她勉强能外出时,又再次摔倒,这次胸骨骨裂,迫使她在床上躺了3个月。
“一人上年纪,骨头就是脆的。”王翠花感慨。当地民间有种说法,骨头痊愈与年龄相关,“活了多少岁就需要多少天”,她感慨“岁月不饶人”,看似健康的身体背后已隐忧重重。
王翠花只有一个女儿,自认为“我们是付出最多的一代人”,“年轻时响应号召只生一个,把什么都给她,老了又考虑到她一个人负担太重,只能靠我们自己攒点退休工资养老。”她和丈夫受伤后,女儿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只能每天晚上过来看望。即便如此,王翠花和丈夫也不愿意去养老机构。
但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人去传统养老机构的意愿低迷。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介绍,江油的老龄化程度虽然比大城市高,但和全国一样,90%以上的老人以居家养老为主。鉴于此,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和“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在多地推行,被认为是养老服务体系改革的方向。
居家养老服务的对象主要为高龄、残疾和家庭困难的老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为老人们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等个性化服务。2021年,江油市符合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条件的老人为12966人,仅占60岁以上老人的6.6%。这意味着,绝大部分老人无法享受到政策的照拂。
医养结合是指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结合,集医疗、康复、养生、养老为一体,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业内通常将医养结合机构概括为八个字:“有病治病、无病疗养”。
江油市在“医养结合”方面的工作走在四川前列。 早在2005年,原江油长钢三厂职工医院为了走出困境,寻求突破,瞄准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在医院设立老年科,专门接收一般养老机构不接收的病残、高龄、失智失能老人。
2011年,长钢三厂职工医院正式更名为江油市老年病医院。2015年,江油市民政局核发《养老机构许可证》,批准医院开展养老服务,标志着该院由单一的医疗机构转型医养结合型服务机构。
一位去过这家一样结合机构的老人表示,她的体验并不好,“不像回家,相当于临终关怀”。她说,由于这里收治多数是失能、失智老人,他们最终去处都殡仪馆,因此身体稍微健康的老人都不愿去。后来,这家机构开设了较为高档的病房,但和许多“医养结合”机构一样,由于收费也较高,老人们的入住意愿并不积极。
现实中,不少老人处于既不满足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条件,又无法负担“医养结合”机构费用的尴尬境地。
陈晓凤操劳十几年后,身体发出抗议,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膝关节炎、焦虑症、贫血……一张不久前出院的检查单上,各种病症写了将近半页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