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介绍，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在低浓度阿托品这类非注册类药品的使用上，用药风险由开具药品的医生来承担，对于一些急需使用但又未上市的药品来说，这样的方式相对灵活。在中国，药品的使用风险主要由药监局来承担，在审批上更为谨慎，但也容易出现“一刀切”的情况。
在互联网医院停售阿托品以后，杨晓所在的医院没有制作院内制剂，杨晓只能采用其他方式防控少儿近视。“效果没有联合使用阿托品那么好。近视防控的时间也就是儿童成长的几年间，希望能有合规的途径让临床医生能尽快合理使用起来，”杨晓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主任医师王凯也表示，阿托品能控制近视是有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的，“而且证据等级非常高。”在近视低龄化愈演愈烈的当下，低浓度阿托品也成为全国眼科门诊医师防控近视的主要手段之一。
他同时认为，近视防控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不能只靠阿托品等单一手段。“包括用眼习惯、坐姿、用眼的距离、室内光线的亮度、户外活动的时间、阿托品等，需要有综合的手段才能控制住。如果只用阿托品，其他方面都不注意，也没法控制近视。”
互联网医院的渠道被关停后，张琳数了数家中的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还剩一盒半，“还能坚持一个多月。”她考虑过，要不从北京特地到沈阳兴齐眼科医院去买？但又觉得，这种方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太高，“代价太大。”即便代购存在一定的风险，张琳还是在四处打听，希望能找到相对靠谱的代购。谈起更长远的打算，张琳期待着，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能早日上市，自己可以用合规的方式购买到阿托品滴眼液。
自从女儿芊芊检查出近视后，高蕊便一个个告知身边有孩子的朋友：如果出生后还没有检查眼睛，一定要立即带他们去检查。过后高蕊还要不停追踪朋友们的检查进展。她把这当作是自己没有早些关注孩子眼部健康的某种补偿。“如果当时有人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应该特别关注她的眼部健康，给她建立档案，不停地去追踪，也许我会更关注，也许她也不会在8岁这样的低龄就近视。”
女儿近视后，高蕊觉得自己做了所有能做的事：她先是把家里的灯全换成了护眼灯，把家里芊芊看书会用到的桌子全换了位置，换到对着窗台的地方，一抬头，就能看见外头的树。
之后，她又停了芊芊所有的课外补习，周六周日到户外野餐、骑行，一整个寒暑假都带着芊芊到户外滑雪或是打网球。即便是上学的中午，高蕊也让芊芊回家吃饭，借着回家路上的几分钟步行距离，能看看户外放松一下眼睛。
每一次复查，高蕊自己对照着医院验光的数据，整理出芊芊的眼轴长度、屈光度、眼压、裸眼视力，不厌其烦地把数据输入手机里。她计划，若是阿托品滴眼液对女儿长期有效，她打算让她一直用到成年。
即便如此，高蕊知道，一旦自己有所松懈，芊芊眼睛的度数会不可逆转地深下去。她为此做好了准备：要和近视打一场持久战。
（应受访者要求，张琳、王蕾、轩轩、高蕊、芊芊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