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动力能源公司与机场关系 是世界级航空枢纽、国家发展新动力源 机场与航空产业 空中领航的发展机场成为新的发展动力源，谁代表中国竞逐世界航空城？
珠三角的产业转移早就开始了。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长迫使制造工厂不断向北、向西转移。2010年7月，建设中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富士康签约，原本为当地某知名食品品牌供应原料的枣林被选为工厂新址，次年3月，富士康正式投产，创造了约30万人的就业岗位，陆续吸引了300余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了以智能终端为代表的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成为郑州举足轻重的千亿级支柱产业。
2013年3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获国务院批准，郑州航空港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此后，为推动临空经济区有序发展，根据国家发改委和民航局发布的指导意见，位于青岛、成都、重庆、北京、上海、广州、长沙、贵阳、杭州等地的16个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陆续获得批复。
“郑州临空经济区的发展借助了中部崛起战略的东风，同时对中部地区整体发展也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曹允春分析说，目前这17个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相对均衡地分布在华北、东北、西北、中南、华东、西南六大片区，临空区所在城市本身也是区域中心，叠加临空优势，更能起到激活整个区域发展的引擎作用。
临空经济区建设并不局限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山城贵阳，或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长春，也跳动着打造临空都市的雄心。在中西部或二三线城市机场调研时，曹允春常听当地官员说：“我们不沿边、不靠海，走向世界靠蓝天。”
美国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有45个，欧洲有36个，而根据《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的百万人口城市有93个，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城市有9个。卡萨达在书中回忆，曾有一位民航部门的官员跟他分析，过去中国常常低估自己的经济发展速度，一个新机场刚刚建成，很快就会人满为患，而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发展态势，在中国南方和西北地区一些城市建设航空都市的计划并不夸张，正如迪拜那样，通过建设机场将自己与世界联系以来。
谁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
2021年底，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全面开启了多领域民航强国建设新征程。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运输机场重点建设项目”，规划中提到，“十四五”期间，国内准备“修建”机场140个，包括续建34个、新开工39个和前期建设的67个。
另据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航空经济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城市临空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临空经济发展指数2021》，截至2020年底，国内31个省份共建有240个民航机场，已经布局147个临空经济区，换句话说，60％的机场都配置了临空经济区。
“空港产业是城市规划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话题，只要一座城市有机场，自然会考虑布局什么样的产业才能更好地带动经济发展，但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规划体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并不是每个机场都能建成航空都市，做到“产城融合”并非易事。
临空经济区能否承担起地区经济引擎的作用，或许还要打个问号。《中国临空经济发展指数2021》显示，受疫情影响，除郑州、北京、青岛、长沙、南京和福州外，有11家临空经济区2020年GDP增速低于所依托城市GDP增速，占比超过60％。与上一年绝大多数临空经济区GDP增长率高于所依托城市GDP增速的状况完全相反。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济学院院长郝爱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临空经济区建设火热背后，存在明显的同质化、低质化竞争现象。他举例分析，很多新建临空经济区的原有产业基础薄弱，更要严控准入条件，应引进临空指向性、时间敏感性强的高新技术企业。另有一些临空区，还引进了不少纺织、钢铁类企业，给未来增加了大量“腾笼换鸟”的工作。
“从全球来看，临空经济区已经完成了3次升级迭代，目前的4.0版已经发展为以人为本、以科技为驱动力的创新型空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周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早的枢纽型空港局限在航空物流相关产业上，完全为航空运输服务；随着交通枢纽的发展，机场周边逐渐聚集了大量临空制造业，演进为2.0版的制造型空港；伴随人流聚集，消费业态不断增加，进而升级为3.0版综合性空港；目前的4.0版则增加了更多“创新”元素，从而带动整个城市和周围片区更持久的发展，如新加坡樟宜机场临空区和迪拜世界中心。周园强调，临空区的产业规划要着重考虑未来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