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为基本理念，2014年，中国第一份新型城镇化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提出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包括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约2个百分点；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等。
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规划从放开落户限制入手：“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1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放开落户限制，代表着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正式开启，也意味着传统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开始转变。
实践比规划的步伐更大一些。2018年，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全面放开落户限制。2019年，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城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落户限制。此外，在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幅度有限的背景下，超大特大城市“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基调亦有些许松动。
总体而言，第一份新型城镇化规划的主要目标大抵实现，新阶段的城镇化发展将迈向更高质量发展。
迈向更高质量的城镇化
发展水平不均衡是城镇化进程中的老问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如此描述：“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东部一些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的城镇化潜力有待挖掘。”
中央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培育地区增长极，以都市圈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规划描绘了以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以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等城市群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蓝图。
过去十年，成渝都市圈的表现亮眼。尽管四川省2021年的城镇化率为57.8%，不及全国水平，但成都市的城镇化率为79.48%，远高于四川省的城镇化率，已明显成为领头羊。
此外，2021年成都净增人口24.5万，排名全国第二，结合四川省净增人口1万的数据，成都在四川，乃至西部地区的地位可见一斑。从常住人口来看，2021年，四川省常住人口为8372万人，成都市为2119.2万人，可以说，四个四川人中便有一个来自成都。
据四川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十年来跨省流入人口为259万人，增加146.1万人，省内流动人口为1809.8万人，向首位城市成都聚集的趋势较为明显。
从宏观上看，都市圈的辐射能力将成为未来城镇化发展重要的发动机，并有望推动解决区域不均衡发展的老问题。
从目前已公布数据的省份来看，共有19个省份的城镇化率低于全国水平，包括山东、湖北、四川等。除去地形特殊的西藏自治区，云南、甘肃、贵州等地城镇化率刚超过50%，分别为51.05%、53.33%、54.33%，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即使排位靠前的省份，也存在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广东省为例，其2021年城镇化率为74.63%，全国排名第四。该省域内，深圳市已实现100%城镇化——这是全国唯一一座100%城镇化的城市。此外，佛山、东莞、珠海的城镇化率已高于90%，紧随其后的是广州市和中山市，皆高于80%，但云浮市、茂名市、湛江市、河源市的城镇化率尚不及50%，最低的云浮市城镇化率仅为44.55%。河源和云浮紧挨珠三角地区，未来珠三角城市群的辐射能力值得期待。
此外，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有待提速。《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要缩小到15%。这十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亦有明显提升，但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存在差距。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向《财经》记者表示，这主要有多方面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