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城乡区位幸福感均等化，这十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城乡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88:1降低到2.5:1。“随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不用落户城市也可以获取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虽然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其可及的公共服务与城市仍然存在差距，但农村住房、通勤等生活成本远低于城市。”杨开忠说。
其二是部分农民对落户城镇后，失去土地等原来在村集体所有的权益存在担忧。
其三是都市圈的发展使农民工的务工通勤更加便捷。“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和机动化的发展，城镇核心和周边乡村比较普遍形成了日常生活高度一体化的城镇生活圈，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可以在这个圈子内的城乡间自由组合工作地、居住地的区位，城镇核心周边乡村居民可以实现有效通勤，因而进城落户不再那么必要了。”杨开忠表示。
2012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2.6%，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前者比后者高17.6%，此后差距有所缩小，在2015年到2019年间，两者差距一直保持在16%多一点，但在2020年差距提升到18.49%，2021年的差距为18%。
2021年的户籍城镇化率为46.7%，这意味着中国仍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为农业户口。而未来随着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基本公共提供机制将与居住年限挂钩，让更多迁移人口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
“人口流动起初是为了追求经济收入的提高，当经济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下一代的教育、医疗、老年保障都会纳入视野。这些年，人口迁移从单枪匹马变为家庭的整体迁移，倘若城市能提供适应人口增长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让迁移人口可以平等享受城市的各类优质资源，那将有更多的农业人口愿意留在城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张耀军向《财经》记者表示。
新的十年即将开启，在城镇化速度放缓的趋势下，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持续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发展的路线图逐渐清晰。
以县城为载体推进城镇化
2022年3月12日，《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纲要》）发布，除了放开放宽落户限制，还要求提升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的全覆盖。
过去十年，公共服务全方位普及普惠。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介绍，教育方面，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大幅提升至88.1%，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年。
此外，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全面加强，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更加健全，超过85%的县级医院具备二级医院服务能力。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带动的效果明显，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普遍增强。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更加有力，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7.9岁。
《纲要》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将健全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纲要》的亮点之一，是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其中提到，加快县城补短板强弱项，支持东部地区基础较好的县城建设，重点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城镇化地区县城建设，合理支持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建设，“稳步有序推动符合条件的县和镇区常住人口20万以上的特大镇设市”。
5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发布，其中亦提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补短板强弱项、就地城镇化”，强调“城乡融合”，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据研究，2020年，中国省内人口迁移规模是2.5亿，为省际人口迁移规模的2倍以上，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增长率来看，就近就地城镇化都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导方向。”杨开忠表示。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主要背景有二。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有农民工约2.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7亿人，比2020年增加213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约1.2亿人，比上年增加478万人，增长4.1%。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为7130万人，增长1.1%；省内流动超过1亿人，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8.5%，增长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