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国有企业要通过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事业单位开始剥离社会职能，由其主办的托儿所逐渐减少。到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展开，开始大规模分离托儿所、幼儿园等社会化职能。
2003年印发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仅对幼儿园的发展进行了明确，全文没有提及托儿所。
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今年发表的《市场改革、社会转型与城镇地区托儿所体系的消失》一文指出，2010年，国家和集体办托儿所近乎消失；城镇孩子在3岁以前的入托率仅为0.9%。
至此，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的托儿所体系在经历了市场经济早期的短暂繁荣后，最终淡出公众视野。
十余年后的这轮“托儿所”回归，则与当前紧迫的生育形势直接相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0.852%，首次跌破1%；2021年继续下跌，人口出生率仅0.752%。
“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郝福庆曾公开表示。
杨菊华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在独生子女时代，我国家庭多以“421”结构为主，即四个老人、两个年轻人和一个孩子。在老人的帮忙下，家庭照护一名婴幼儿的压力尚可分担，但是没有余力照护更多孩子。因此，要让“三孩政策”真正发挥作用，首先要解决婴幼儿照料难题。
多地支持托育机构建设，幼儿园办托、单位办托较多
实际上，这次托儿所“回归”前，托育服务市场也并非完全空白。这期间，社会上少量的婴幼儿照护需求被带有营利性质的私营机构填补，其中既有单体托育服务机构，也有由早教机构拓展或改建而来的机构。
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负责人杜希学指出，目前我国托育机构以社会力量投资为主，九成是营利性机构。各地的比例更加悬殊，北京95%以上托育机构为营利性机构，公办托育机构仅有2家。
杜希学表示，目前，绝大多数地方的托育服务收费超出家庭可负担能力，大部分家庭期盼的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需求，目前还难以得到有效供给。在此背景下，政府开始支持建设一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提供托育服务。同时，支持150个城市利用社会力量发展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到2035年，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万个以上。
随着全国托育建设的全面铺开，各地也在积极响应。除北京外，上海、广东深圳、海南海口、江苏、云南等地已有具体动作。
海口市提出，2022年至2024年，全市50%以上街道要建设1家公立型或普惠性托育机构。到2025年，全市公立型和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占比不低于30%，其中公立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占比不低于10%，全市累计新增普惠性婴幼儿托位2500个以上。此外，探索开展托幼服务一体化试点。
在云南昆明，省内首家公办托育机构——昆明市西山区第一托育园于今年3月9日成立，由云南省一级一等示范幼儿园昆明市第三幼儿园领办。托育园设6-8个班，招收3岁以下婴幼儿。
一些地方鼓励用人单位开办托育机构。
浙江萧山医院托育园已经于3月10日挂牌，是萧山区首家企事业单位开办的托育机构。托育园位于医院3号住院楼南侧，目前设有2个托育教室、40个托位，委托第三方托育机构管理。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也为教职工子女开设了托育中心，接收2岁半至4周岁的孩子，托育中心位置就在校园内。
为支持这些普惠性托育服务建设，各地政府均提出相应鼓励措施，包括用地保障、财税金融、人员培训等多个方面。
以北京为例，市财政2022年拿出3900万元用于支持普惠托育试点、示范机构奖补、保育人员培训等工作。支持保险机构开发相关保险产品，目前全市有“小红花”“托宝保”等产品，涉及托育机构场地责任险、在托婴幼儿意外伤害险。
2021年，北京市有1000余家符合条件的托儿所、幼儿园免征增值税，减免增值税约1.5亿元；50余个提供社区托育服务机构免征增值税，减免增值税20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