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程3小时,那些极端通勤的上班族,到底在经历什么?单程3小时，那些极端通勤的上班族，到底在经历什么？
疫情之后，“睡城人”的出行变得更为艰难。5月份时，一位住在燕郊的出租车司机，由于担心回家之后无法再返京，20多天没有回家，开车在整个北京城流转，晚上直接睡在路边。在早高峰的燕郊白庙检查站，小元骑着电动车，和车流人群汇在一起，等待交警检查通勤证。有时候，进京的队会堵到大上午，皮质坐垫被晒得滚烫，皮质的异味被激上来，熏得小元的头嗡嗡地疼。人群里，有人不甘地叹气，“再近，也不是北京”。
一个新趋势是，北上广深之外，极端通勤人群正在从非一线城市蔓延开来。各地城市的变迁，正在慢慢改造年轻人的生活。
济南女孩方桦，之所以需要横跨120公里去上班，是因为单位把新楼建在了济南新区。在通勤路上，方桦看到，越来越多的楼盘和产业大楼，在这一路上陆续拔地而起。近几年来，济南城区一直在向东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了城市以东的位置，西边则变成了康养之地，济南的著名景点都盘踞在了这一头。这甚至影响了方桦的婚恋规划：“再有人介绍，要问清楚对方是不是也住在东边儿。”
在武汉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阿瑜，几个月前刚接到通知，公司的班车时间又提前了——为了让大家能够在7:50前到公司，班车的发车时间变成了6:10。阿瑜所在的单位属于重工业行业，这几年来，市区的制造企业都要搬迁至周边，职工也就只能跟着奔波，那些曾经在原厂区附近买房定居的职工，如今反而成为离家最远的一批人。
有的人住在市中心，面临着工作地点的外扩，也有一部分年轻人，选择县里买房、城里上班的生活——那里有更好的工作和薪资。24岁的周歆，一直坐公交车从苏州乡镇到市区上班，往返3小时，而错过一趟，就再等20分钟。周歆只坚持了一个月，就买了辆车。不过，油费占到工资的五分之一。
也有很多房地产公司开始下沉到区县，比如河南洛阳。在房地产行业工作的洛阳女孩瓶子，想要在市区里找到地产项目工作，变得越来越难了——在市区，几年的疯狂扩张后，地皮基本被瓜分干净，开发商开始抢占县里的地盘。瓶子应聘了好几回，对方最起码的要求都是：“你得同意到县里工作。”
为了让来自市里的年轻人在县城买房，房地产公司想尽办法。比如业主孩子上楼盘周边的私立学校，能直接降10分录取。诸如宜阳、伊川这些紧挨着洛阳的县城，力度则更大，部分高速会对洛阳牌照的车辆免高速通行费。
各方驱动之下，不想买二手房又买不起市区新房的年轻人，成为了县城新房的买主，随之成为极端通勤大军的一员。
▲ 图 / 电视剧《我的解放日志》
抉择
事实上，每一趟极端通勤背后，都是一道付出和收益的计算题。
代价是显而易见的。人的身体会随时发出警报，那个每天通勤6个小时的河北年轻人，在一次体检中查出窦性心律、多源房性早搏。天津医生郭志鹏，在开车过程中控制不住地心跳加速，这位心脏科医生终于开始忍不住担心自己的心脏。与此同时，他还要忍受由于长期站立手术导致的腰痛。另一位花两个多小时在动车里的铁路通勤职工，由于长时间处在气压失衡的封闭空间，听力出现了下降，他用“痛苦”来形容穿梭在隧道中的感觉。
精神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位每天从上海浦东张江通勤到徐汇漕河泾的33岁女士，一年之后，情绪绷得越来越紧，她从国庆假期第四天就开始为上班焦虑，也会因为想到通勤而失眠。在燕郊和北京之间往返的女孩苏河，因为那种被排挤出京的压抑感，不得不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将其归因于甲状腺激素紊乱。
但也有人觉得值得。今年9月开学，杨琳得到了搬入天津之后最好的反馈——女儿放学回家，第一句话是告诉她：“妈妈，我终于可以和小学一样，周围都是‘正常’读书的同学们了。”
对于张枫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极端通勤不过是在艰难的生活里，最简单的一件事——他想苦几年，再多赚点钱，买一套离市区更近的学区房，这份工作虽然远，但工资高了快一半。另一位将自己称作“深圳边角料女孩”的年轻人，主动放弃了走路10分钟的通勤，上车了每个月只需要580元的、远在大鹏区的公租房，不仅省钱，还可以躲避掉租房时“猥琐又爱占便宜”的二房东。那个住在乡镇、工作地点在苏州的女孩周歆，更没有选择了，她从事的是教培行业，但在乡镇，更多的工作是进流水线，服装厂、化妆品厂、机电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