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我的一些诗呢，的确在召唤着人应该行动，在召唤着人如何去行动。比如说，《一种力量》，是啊，在那一种力量里面，我觉得人的行动是多么得重要。但是，实际情况是，一个诗人所召唤的精神啊，有的时候，是在诗人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或者他自己的经历中，一种比较缺乏的那么一种精神。因为我们往往缺乏了，才会那么清醒地发出一种召唤。在我的一些早期的诗篇中，不仅有对打家具的人的崇拜，还有对一些园丁师傅的崇拜。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在我早期的写作中，就隐含着，诗人跟当时的社会生活某些脱节的现象。但是，正是有了这种脱节的现象，才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实际上，我的大部分写作，实际上都是一种思考的语言。这种思考的语言，往往为了让人能够接受，以“我手写我口”的方式披露出来。
问：请谈谈您的童年，以及您受到的诗歌启蒙吧。
答：讲到童年，我就想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穿着上非常严谨。在当时呢子大衣还不普及的那个年代，我的父亲就穿着笔挺的呢大衣。我呢，像个小跟屁虫似的，跟在后面。父亲伟岸的形象呢，就是父亲在我心里的早期形象。我跟在父亲后面，我总想前面有一个卖冰棍的地方，我要找父亲帮我买一根冰棍。但是我胆子小，每次遇到冰棍摊呢，总是站定不敢做声，乖乖的。我的父亲，作为一位穿呢大衣的人，最后终于给我买了一根冰棍。让我很惬意地跟在后面。那个时候，一切伟岸的，值得歌颂的形象啊，都不在我身上具备，都是在我的身外。
比如说，我早年写的那个《雪白的墙》。隐隐约约表达着对刷雪白的墙的高大的工人形象的崇拜。一个怯生生的少年，仔仔细细地观察着，他是如何劳动的。这首诗值得一提的地方是，把一个雪白的墙，推到地平线上。甚至上升到跟太阳同等重要的境界，这是从“雪白的墙”里面的一个重大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好像这个雪白的墙，甚至比天边的那个红日东升的意义还要重要。这个雪白的墙，虽然涵盖了一个外在的实在的主题，其内在啊，深深地表达着，对于能够粉刷墙壁的高大的工人阶级的敬仰。讲到这呢，我想到了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这个意义上呢，那个时候，也许我跟海子的心，是相通的。嗯，想在对这个外在的景物的观照中，发现一个你让他甚至可以下跪表示崇拜的景象。哎，海子一生在孜孜不倦地寻找，我呢，真不知道是否终于找到。
我对俄罗斯文学，比如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钻研得很深。那个时候，我们出俄罗斯的文学作品都作为内部材料，用来批判的。我在合肥工业大学一个图书馆里面得到了这些书。那时我上高中了吧。集中营，索尔仁尼琴写到集中营里面有一个女孩，她将被法西斯活埋。这个女孩呢，就走到法西斯军官面前说了一句话，她说：叔叔，请把我埋浅一些好吗？不然我妈妈回来，就找不到我了。但如何解读这句话呢，我们不能把它解读为一个少女的童真。这个少女她不知道把她埋在土里面，或者不把她埋在土里面，有什么区别。她担心埋在土里面，像捉迷藏，她的妈妈就找不到她了。这句话，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人“我手写我口”的要求。于是，被我记下来了，并反复地在研究着它。就是这个情况吧。
诗人一定要有诗歌老师，我最崇拜的诗歌老师是已经去世的公刘先生。他整理了民间长诗《阿诗玛》，在为这首长篇诗作作序的时候，他说感到“吃惊”和“震动”。这两个词现在看来非常平常，而在当时一个语意荒漠化的年代，这是很少听到的。吃惊，没有能力、能量、自信、悟性，不能感到吃惊；震动，一个最伟大的事件才能感到震动。公刘先生用字造句有巨大的创见。我早年的诗歌写作和微小的发现思考，就是从个别的汉字字句中间慢慢领悟到的。那时候我对待人接物的事全不知道，公刘先生调到安徽来，当时称“先生”还不普遍，我想我不在学校上学，怎么能称他老师呢。简单的事情犯了难，我就站在楼梯下生硬地喊：谁是公刘？他答应一声说，上来吧。我口袋里带了好多诗稿，公刘先生一张张翻阅，我心里非常紧张，他给我倒了一杯茶，说：“还能写一点。”我感到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首肯，窗外的阳光都灿烂了起来。后来他向《诗刊》推荐了我，说小家伙的诗写得不错。
问：请谈一谈诗歌的“反抒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