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会消失吗？移居海外的我发现英语正在退化
移居巴黎后，我的英语逐渐模糊，法语入侵日常表达，甚至连母语发音都变了样，原来第一语言并非牢不可破。
移居国外后，我发现自己的英语悄悄起了变化。第一次察觉是在晚餐时，我正和在巴黎长大的丈夫聊天，突然有个词卡在嘴边说不出来。问题出在“r”音上。前几个月，我一直在努力练习法语的“r”，那种从喉咙深处发出的音，是我身上“美国味”的最后痕迹。我得全神贯注，把声音往后推，同时呼气才能发对。可那天我说英语——可能是“reheat”(加热)或“rehash”(重述)——那个“r”就是不肯往前走，单词像块面团堵在嗓子眼。
渐渐地，更多变化闯进了我的语言。丈夫用英语跟我说话时，我竟不自觉地用法语回答。妈妈打来电话，我听到自己带着法语口音跟她聊。编辑退回我的文章草稿，批注比以往多得多。后来我跟朋友讲超市里的一次小事故，话到一半，“conveyor belt”(传送带)突然没了踪影，我脱口而出“超市跑步机”。即便回到纽约，我发现自己撅着嘴，发出法语“u”的鱼唇音，而不是英语里舒展的“ay”长音。
我妈妈是美国人，爸爸是法国人，他们在我三个月大时分开。从小，我在纽约跟妈妈一家只说英语，在法国跟爸爸那边只说法语。学术上常说，双语者会在不同语言中展现不同自我。可对我来说，这不是两种性格，而是两段截然分开的人生。在纽约，我住在上西区，跟妈妈一起沿着哥伦布大道走路上学；在法国，我在阿尔萨斯森林里采蘑菇，或者和表亲、后来又多了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妹一起写剧本，他们当时一句英语都不懂。每种语言的体验都泾渭分明，仿佛我拿到了两份剧本，各有各的配角——父母、祖父母、姑姑舅舅，还有各自的语言、家乡和记忆。
2020年10月，我刚过30岁生日就搬到巴黎。这既是深思熟虑的选择，也是疫情催生的一场冒险。我做了几年记者和编辑，专注欧洲政治，用德语和西班牙语在德国、西班牙跑新闻。虽然法语我也会，但从没在工作上用过，感觉试试也不错。可到了法国，我才发现自己的“流利”有限得很：我从没跟不沾亲带故的大人说过法语。文化史学家Thomas Laqueur也有类似经历，他在西弗吉尼亚长大，家里说德语。语言学家Julie Sedivy在她的书《记忆在说话》中提到，Laqueur小时候以为德语是家族的秘密语言，直到有天在杂货店前跟哥哥抢冰棒，一个女士用德语说要给他们五分钱买两根，他才兴奋地跑回家报信。
我初次用法语跟大人交流可没这么开心。为了杂志上一篇不同的文章，我联系了不少人，结果几乎没人回。我把邮件给朋友看，她轻声告诉我，我一直在“吼”那些我想采访的人。跟英语比，法语慢条斯理，更正式，不那么直截了当。这种语言自带一种礼貌，生硬翻译过来像是低声下气，甚至有点阴阳怪气。我开始搜集日常交往的套话：“亲爱的夫人，我恳请您……”“敬爱的先生，请接受我最高的敬意。”我总觉得说法语时，脸会绷得更紧更严肃，像是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某个元音的精确上，而英语会让我的嘴角咧开笑。
可回到英语也没那么简单。我担心学来的法语会“污染”我的英语。我主编一本杂志《The Dial》，创办它的初衷之一是让更多本地记者和作家面向英语读者。可当我编辑乌克兰人、阿根廷人或土耳其人的稿子，把怪句法和奇特表达润成流畅的英语时，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懂不懂真正的英语。一次回纽约，我在Duane Reade药店对收银员说了声“亲爱的先生”表示感谢。我的思维像是被一串嵌套从句拧住了，仿佛直白会显得我很粗鲁。不只是法语变好了，我的英语真的变差了。
语言学家过去总爱研究人怎么学会语言，可近几十年来，一个新领域“语言流失”冒了出来，关注的不是学，而是忘：是什么让语言消失的？搬到新国家的人常发现自己忘了母语单词，用着奇怪的表达，或者口音变得陌生。这种无常让学者们重新思考语言学习的假设。成为多语者不再被看作简单的积累，而是像兄弟姐妹间争宠。Julie Sedivy写道：“无论多大年纪，哪怕是母语，也不是牢牢嵌在脑子里，新的语言总能挤进来或改变它。就像家里来了个新生儿，脑子没法接纳新语言还不影响原来的。”
我在法国住了一年后，又过了两年，我开始担心法语怎么改变了我的英语，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连最贴近内心的语言都用不好。这不是瞎操心。几年前住在柏林时，我发现那儿住了几十年的外籍人士英语怪怪的，语速慢，还夹杂着硬塞进去的德语词。作为编辑，我也在译者身上看到类似痕迹：他们在新语言里待得越久，英语文章就越带点日耳曼味。我也会这样吗？
语言就算根深蒂固，也可能流失。语言流失专家Monika S. Schmid说：“脑子里住着两种语言，每次说话、选词、造句，你都得做选择。有时一种胜出，有时是另一种。”双语者通常很擅长切换，可即便如此，也常有代价——口音、语法，或者某个词听起来不太对。她研究过二战前逃到英美的德裔犹太人，发现影响语言保留的关键不是使用机会，而是自我认同。有人想融入语言社群，就能长久保持；有人拒绝或被排斥，就可能改变语言习惯，显得不再是其中一员。
我小时候完全没想过语言会丢。8到10岁的孩子已经是成熟的母语者，可他们忘得也快。12岁前停用一种语言，可能彻底忘光，连重新学都跟零基础的人差不多。Sedivy提到一项法国研究，一群3到8岁从韩国被领养的成人，到了法国后很快学会法语，忘了韩语。他们辨认韩语句子的能力跟单语的法国人没啥区别。童年的亲密瞬间，可能随着语言一起埋进记忆深处。
后来我发现，即便成年后搬走，母语也可能退化。语言学家Merel Keijzer研究了移居澳大利亚的荷兰成年人。她本以为新语言像洋葱皮一层盖一层，后学的先丢。可结果没那么简单。荷兰语混进了他们的英语，英语也渗进了荷兰语，两者不再泾渭分明。诗人Sadiqa de Meijer移居加拿大后，觉得自己的荷兰语变得“有趣地正式”，像书里的话。她女儿不愿说荷兰语，嚷着“别跟我荷兰！”对她来说，不常说的语言渐渐成了阅读工具，日常交流的技巧慢慢退化。
我也怕自己陷入这种模糊状态。英语吞噬无数语言时，谁会在意我跟它疏远呢？可我想念的不是学术英语或职场套话，而是纽约英语的粗犷和急促，词尾有时被吞掉，像大家都心知肚明不用说完。我开始疯狂听纽约公共电台WNYC的《The Brian Lehrer Show》，每次听到史坦顿岛的听众打进来都兴奋不已。语言不仅是工具，还是身份的一部分，丢了它，就像丢了一块自己。
本文译自 The New York Times，由 sein 编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