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Love Dick：美国女作家的赤诚人生
美国作家Chris Kraus以赤裸诚实的笔触描写爱情、成瘾与衰老。在新作中，她揭示婚姻崩塌、社会虚伪与美国的精神荒原。
Chris Kraus总是以一种奇异的冷静谈论自己的成名。她的第一本书《I Love Dick》在1997年出版时无人问津，却在十多年后成为文学界的“邪典圣经”。这本半自传体小说记录了她对一位文化理论家的痴迷——一种注定无果的爱情，却拯救了她那时陷入抑郁与创作低谷的中年人生。2016年，故事被改编成亚马逊剧集，Kraus由演员Kathryn Hahn饰演。她笑称：“我以为的成功是被《纽约书评》长篇评论，而不是变成情景剧角色。”尽管经济上受益匪浅，但她也觉得尴尬，“谁能真心面对自己二十年前写的书呢？”
如今70岁的Kraus，依然锋利、幽默、直白。她在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家中通过视频通话接受采访。屏幕上，她的用户名显示为“Agatha”——那其实是她狗的名字。“它的邮箱注册了这个账户，”她淡然地解释，“专门用来收垃圾邮件。”
她的新书《The Four Spent the Day Together》再度以“彻底暴露”为主题，写她在六十岁时迎来事业高峰，却在私生活中跌入谷底。她的第二任丈夫旧瘾复发，重陷酒精与毒品的漩涡，而她选择记录这一切——因为“与成瘾者共处的痛苦”太少被正视。她坦言：“羞耻感更多地落在伴侣身上，而不是瘾君子本人。”写作，成了她将这些复杂情绪“代谢”的方式。她说：“写下来的那个‘我’，只是一个人物。真正的自己，一直在变化。”
Kraus不喜欢“自传小说”这个标签，更愿称之为“非虚构小说”。她写的不只是自己，而是关于“经验”的纪实。她不虚构，而是混合、剪贴，用真实细节拼出文学构图。几十年来，她保持写日记的习惯：“写字能把你固定在时间里，让那些本该飘散的经历变得具体。”
她的小说像自我实验：以自己的故事为切口，挖掘那些更普遍的、关于女性、欲望、羞耻与生存的真相。为了构建《The Four Spent the Day Together》，她查阅日记、旧照片、录音，甚至法庭记录。书分三部分——童年的工人阶级家庭，第二段婚姻的崩塌，以及她对明尼苏达州一桩少年谋杀案的调查。那是一个被毒瘾与贫困撕裂的小镇，少年们杀死同龄人，只为抢钱买垃圾食品。Kraus追问：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空虚？“也许那种‘堕落’本身，就是当代美国的写照——一种冷漠、麻木的虚无。”
在书中，Kraus以笔名Catt Greene自称，将前夫化名为Paul Garcia。Paul是心理学家，却在醉与怒之间摧毁她：“你又老又丑，我娶你只是为了钱。”她查阅网络：“我的伴侣是施虐者吗？”——读者早已为她捏汗。Kraus说，这种关系“像被煮的青蛙”，痛苦是缓慢的。她找不到能理解家属的治疗师，只能靠写作和Al-Anon互助小组支撑，最终选择离婚。
令人意外的是，她与现实中的“Paul”仍保持联系。“他现在康复得很好，我们依然亲近。”当被问是否复合时，她笑得像个少女：“谁知道呢？在一起、分开，这些词都太模糊了。”
Kraus在书中也回望了自己的家庭。她直到父母去世后才敢动笔，“因为他们无法承受那样的坦白。”父亲在剑桥大学出版社仓库工作，却假装自己是编辑，还编造贵族血统；母亲则是幻想的帮凶。她少年时在康涅狄格州的学校遭到严重霸凌，十三岁便开始逃课、搭便车、喝酒。直到一家人迁往新西兰，才稍稍改变命运。那里的教育自由、社会温和，让她第一次觉得“世界不只是痛苦”。但她依然感叹：“任何在美国念过一年的高中生，都会被永久损坏。”
二十岁出头回到美国后，她尝试当演员，后与文化评论家Sylvère Lotringer结婚。他是独立出版社Semiotext(e)的创始人，也是她写作的推手。她对另一位学者Dick的迷恋，他竟也鼓励，并与对方通信。《I Love Dick》正是由他们的出版社出版。后来，她又写了《Aliens and Anorexia》《Torpor》《Summer of Hate》，以及传记《Kathy Acker》。
2012年，她与第二任丈夫在明尼苏达买下木屋，七年后当地爆发那起震惊的谋杀案。她重拾记者身份，采访警察、房东、家属，试图从这个悲剧中窥见美国底层的现实：“那些少年生长在破碎的家庭、毒品的小镇、被遗弃的教育系统里——他们的暴力，并非无缘无故。”
政治上，Kraus依旧尖锐。她痛斥特朗普政府“以分散注意力为统治术”，让社会在愤怒与虚假议题中麻木下沉。她对民主党也毫不留情：“他们毫无魅力，也没有方向。”她倒是欣赏加州州长Gavin Newsom：“至少他明白当下的政治游戏是什么——一个关于犬儒与侮辱的游戏。”
在《The Four Spent the Day Together》中，她继续表达这些不合时宜的观点。她批评#MeToo运动的“过度扩张”，认为部分事件被媒体操弄成“流量仪式”。她曾公开为被指控性骚扰的教授Avital Ronell辩护，结果被舆论撕碎。她冷静地说：“那是媒体的下一个转向——一场厌倦后的新剧情。”
网络上，她也因为“当房东”被骂成“剥削者”。她不否认这种矛盾：“年轻人买不起房的愤怒是合理的。但出租房产是谋生方式，不是罪。”她补充道：“不是每个艺术家都能靠家族财富生存。”
作为帕萨迪纳艺术中心的导师，她对新一代艺术家的困境感同身受：“科技资本主义不再需要人文学者，那些资助与奖学金都消失了。如今连教授子女都觉得自己‘不够特权’。”她叹息，这种环境让文学和艺术只剩单一声音。“富人也能创造好作品，但那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
Chris Kraus的作品，始终在撕开那些别人避而不谈的部分：爱、耻辱、依赖、失败——以及活下去的方式。她说：“写作是把羞耻变成语言的过程。只要写下来，痛苦就能被看见。”
或许，这正是她所有书的主题：用文字，将无法承受的现实，重新缝合成一种存在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