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越南还是印度,外来者都需要遵守一套“规矩”。只要出货量有了起色,就有无数类似税务、工商等执法部门上门。起初只需要少量小费就能解决问题,最后却演变成封仓库、交解封费的种种麻烦。
“制度性腐败。”宋欣是周掌柜管理全球政策顾问、前欧盟中欧政策顾问,她对《财经》记者总结道。在印度做生意,当地的政治体系中官员自上而下的约束力并不绝对,不同事务官员间的分工与管辖范围也相对模糊。摸不清门道的外来企业常常迷失其中。
中印关系的摩擦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近两年,印度出台了一系列对中国企业的限制:封禁200余款中国App、要求接壤国(包括中国)的投资需经事前审批,并对几乎所有在印中国企业展开了税务和合规等问题的地毯式调查。
一位协助中资企业赴印投资的财税公司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投资需审批的政策一出,中国企业赴印投资数量断崖式下跌,明面上几乎没有了新的中国企业的身影。
更严重的是,对税务和合规等问题的搜查正在摧毁中国企业在印度生存的基石。为了规避风险,大批印度本土公司的CA(认证会计师)、CS(公司秘书)拒绝为中国公司的审计及工商变更和年审等重要事项签字,一批印度董事也集体从中资企业离职。这都将直接导致中国企业在印度面临不合规的系统性风险。
“大企业在印度已经投资了数十亿元,都是不可能放弃印度的,这样一来就相当于‘瓮中捉鳖’了。”这位财税公司负责人说。但变化肉眼可见:越来越多企业对去印投资转为观望状态,一批小微企业也正在离开印度。
“国内是我们的退路。”前述在东南亚开五金厂的企业主说,他的观念有一定的代表性。几乎没有中国企业会彻底关停在中国的工厂,人们大多只是维持或缩小国内生产规模,“如果遇到了问题,至少还可以回去。”
不过,产业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对于更多企业来说,仍是不得不走的一条路。“走出去”只是时间问题,贸易摩擦加速了他们海外投资的步伐。他们将这次的转移,视为一次机会。
在海外建厂的同时,他们也将中国的管理模式对外输出。“要与当地社会的民情结合。”徐宁说。企业到东南亚面临最多问题之一就是罢工。徐宁他们与越南当地的工会组织合作,一起做一些员工关怀,例如出现需要赶货或者加班的情况,他们会通过工会组织宣传,告诉工人公司的状况,能否予以支持。
徐宁的经验是,一定要有详细、清晰、足够细节的工厂操作指南。工人培训后,要有文字考核,还要让越南人学会中文,便于中国管理层直接管理,“通常半年内就能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