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其工业化进程决定了能源强度。从1949年到2007年，美国能源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持续增长，在2007年排放量达60.03亿吨，之后稳定下降。奥巴马、拜登政府非常重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即使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美国各州政府也一直对温室气体减排有持续的政策引导。
2.1 实行政监分离的能源管理体系，确保能源法案有效实施
美国实行政监分离、分级监管的能源管理体系，相关法律法规既有联邦法律系统的，也有州法律系统的，且各州法律又是一个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各自的能源立法也不尽相同。其中，美国能源部（DOE）是美国的能源主管部门，于1977年根据《能源部组织法》有关规定成立，旨在促进国家能源系统及时、关键和高效的转型，确保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上的领导地位；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是一个内设于美国能源部的独立监管机构，其所有决定直接由联邦法院审议；各州公用事业监管委员会（PUC）实施对资源、产业、市场的有效监管。
美国最早的能源法是1920年的《联邦动力法》，大规模的能源立法是在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开始的。2005年8月，美国颁布了适用于能源领域的第一部综合性法律《能源政策法案》，要求在2012年以前每年生产75亿加仑的可再生能源，确保美国能源安全。2007年12月，《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旨在推动美国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性，并实现供应安全。2009年6月，《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致力于降低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减少对海外石油的依赖。2011年3月，《未来能源安全蓝图》全面勾画美国未来20年的国家能源政策，以确保美国未来能源供应和安全。除此之外，还有《联邦电力法》《天然气法案》《节能建筑法》《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法》等适用于常规能源与新能源、公用事业、能源利用、能源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单行法。
2.2 持续实施能源战略，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美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从1949年以来不断优化，煤炭作为美国第一大能源，分别被石油（1950年）、天然气（1958年）、可再生能源（2019年）陆续超越，在2020年的发电用能中只占19%。2014年5月，《综合能源战略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之路》将低碳技术、清洁能源的未来发展作为能源战略支点，特别强调美国要在可再生能源技术上取得领先。2020年10月，《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将能源技术确定为20个重点技术领域之一。2021年4月，《综合能源系统（HES）：协同研究机遇》指出，综合能源系统通过总体控制或物理方式集成多种能源生产、存储和/或转换技术，以实现节约成本、增强能效和环境效益。美国政府对生态环境的苛刻要求，也刺激了能源产业的技术升级，进而推动美国的持续减排。2020年11月12日，美国能源部发布《氢能计划发展规划》，提出了未来10年及更长时期氢能研究、开发和示范的总体战略框架。美国政府一系列的能源战略涉及清洁能源的多个领域，主要的规划部署如表1所示。2021年5月，白宫公布《2022财年联邦全面预算方案》，将向美国能源部拨款462亿美元，旨在通过推进清洁能源创新、部署清洁能源项目、科学应对气候危机等，解决能源、环境和核安全挑战，保障美国能源安全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 日本绿色战略：保守而又规划精细
日本的资源匮乏，其能源供应严重依赖化石燃料。日本虽然很早就在氢能、核能、清洁电力方面进行了部署，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碳中和的议题上一直很谨慎保守，直到2020年12月才发布《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明确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3.1 明确产业发展路线，实现清洁电气化
日本希望通过各个产业部门实现电气化，达到碳中和目标。2008年制定、2013年9月修正的《环境能源技术革新计划》提出提高火力发电效率、开发新一代太阳能发电技术、地热发电等。2009年4月，《未来开拓战略》提出低碳技术创新相关政策目标，涉及低碳能源、环保车、低碳交通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技术领域。2013年6月，《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提出实现清洁、经济的能源系统，利用革新性技术扩大可再生能源供应。2016年4月，《能源环境技术创新战略2050》提出，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和构建新兴能源体系的目标与战略。2018年7月，《第五期能源基本计划》提出，削减能耗、提高零排放电力比例、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电力成本、提升能源自给率。2020年12月制定并于2021年6月修订的《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为促进日本经济的持续复苏，明确了海上风电、氢/燃料氨、碳循环产业等14项产业的战略定位及路线图，如图2所示。2021年5月，《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首次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写入法律，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日本政府提出的“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