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共危机发生时，单纯依靠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可能导致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难以形成快速、高效、协调的应急机制。因此，加强社会动员体系建设尤为重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只有建立健全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增强平战转换能力，提高全社会避险救灾水平，才能最终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共同应对危机。
疫情防控过程中社会动员体系不足
第一，政府主导的社会动员失衡。不同街镇、不同线路的职能部门社会动员效果差异较大。在街镇层面，差异体现在四个方面:领导干部执行政策的方式、物资供应水平、对辖区企业和商户的资源整合水平、危机沟通和舆论引导；在职能部门层面，主要体现在为邻里村提供专业指导、生活物资和防疫防护物资供应、信息共享传递、下沉干部与居委会合作等四个方面。
其次，有序的社会自发动员有待提高。在这次疫情中，出现了很多社区自发组织、有序动员的好经验。但是，在一些地区，社会自发动员仍然缺乏，街道和乡镇志愿者与居民的协调、志愿者的应急培训和有效组织仍存在许多问题。
第三，政府主导的动员和社会自发的动员不是互补的。应急管理领域有句名言“灾难不是交换名片的时候”。社会力量和政府之间的事先熟悉和合作对于提高应急反应的效率至关重要。在我国，除了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机构外，其他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应急管理方面的合作很少，客观上会导致政府主导动员与社会自发动员不互补的问题。另一方面，公众习惯于依赖政府，希望政府能够“征服世界”，缺乏自发形成社会组织应对公共危机的传统、动力和训练。
全方位加强社会动员体系建设
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社会动员体系建设，不断增强社区的抗灾能力。
首先，强化党政动员体系，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第一，常态化下的区域党建共治联盟，战时可以转化为应急联盟。街道、乡镇牵头，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通力合作，在保障救灾物资供应、参与应急救援、关爱困难群体、灾民心理干预等方面签订互助备忘录，每年联合举行多灾应急救援演练和民防演练。二是定义应急网络模式，取代应急级别模式。以街道、乡镇为核心，媒体、辖区企业、学校、医院等单位、社会组织、企业代表等。都纳入应急响应动员网络，形成全社会参与应急响应的局面。第三，明确应急避难场所和民防工程，定期检查和维护设备，加强社会宣传，提高公众意识。四是推进网格化动员，建立局部动员和整体动员两个体系，明确不同灾害的应急响应程度和动员范围，确保应急救援的效率和整个区域的正常运转。五是加强对居委会书记、居委会干部、网格员的政治素养培训和应急管理培训，鼓励采用参与式培训、案例教学、应急演练等现代化教学方式。
其次，夯实社区动员体系，实现应急管理门槛和重心的转移。首先，调整居委会的工作和考核重点。要提高居民满意的比例，居委会要经过几百道门，知道几百种感受，熟悉居住区的情况和人口基数，懂得挖掘社区里有能力、有资源、有意愿的居民。二是吸收和保留疫情防控中涌现出来的社区能人、专家、意见领袖，将其转化为社区居民小组长。居委会可以通过社区咨询、社区活动等方式与这些团队保持日常联系和沟通。第三，充分发挥社区自治项目资金和党员服务群众专项资金的作用。有关部门可以指导居委会细化资金使用机制，专项资金用于大力培育各类社区居民小组、志愿者组织、互助组织、咨询组织，不断发展社区中青年成为社区积极分子、社区带头人，壮大有组织的社区社会力量。第四，建立以居委会党组织为核心的常态化社区动员网络，在“居委会-楼组长”单一单向动员链条的基础上，拓展“党总支-服务党员、退休党员”、“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居委会-社区居民小组”、“居委会-志愿者”的动员网络。第五，是技术赋能和两网融合的数据平台功能和社区云的实名互动平台功能。加强智能传感设备、“慧眼”工程和“一网统管”的衔接，提高基于数据的监测预警水平。社区云互动平台已经发展成为居委会在社区日常全流程实践人民民主和网络动员的平台，也成为政府和居民沟通、收集民意和反馈、评估社区实事项目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