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藏在很多人就医的路上。虽然有时候不那么显眼，但总有人绕不过他。
刘晶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这位60岁的老人突发心肌梗塞，面积超过95%。老家山西侯马的医院不敢冒手术风险，只能转诊到大医院。刘晶和丈夫因为疫情被堵在社区，无法陪同。最后，他们找到了北京的医生马健。
这次咨询从北京西站开始。心肌梗塞让刘晶的父亲坐在轮椅上，陪他来京的另外两名家人都60多岁了。他们打车不用智能手机查信息，用健康宝扫码需要一步一步的指导。马健必须去火车站接他们，为他们安排一个方便的酒店，带他们去医院做核酸检测，告诉他们附近的超市和餐馆在哪里，然后把病人送到安贞医院急诊住院。
马健说，他一开始不敢接这个单子。这位60岁的老人从山西来到北京。万一有什么意外，他的家人不在身边，风险太大了。但刘晶在电话里告诉他，他可以记录和撰写任何免责声明。“当我听到这些时，我想我也有父母。我会帮你一个忙。如果我们不去，没有人会真的帮他做这些事。”2020年，“社区健康助理”作为一个新的职业正式写入职业分类。很久以前，有一群人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缴费、取药、住院等服务。
在漫长繁琐的就医过程中，陪护医生并不是很重要的一环。但很多人认为，他们是跨省就医曲折道路上的一条捷径。在网络挂号还没普及的年代，马健帮客户熬夜排队挂号；现在，他已经在没有我在场的情况下，完成了在北京的考察和前期工作。“如果北京专家说可以来北京做手术，就让患者自己预约检查手术。他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住宿费用。”甚至在患者本人不能来北京的情况下，马健也会在医院的门诊打一个电话，让患者通过电话或视频直接与医生连线。最长的一次，医生和病人在电话里沟通了两个小时。
前几天，马健陪着一位来自天津的嗜铬细胞瘤患者。这种疾病被称为“高血压杀手”，可使患者血压极不稳定，甚至升至200mmHg以上，可能危及生命。老人急需手术，术前必须服用α受体阻滞剂(一种控制嗜铬细胞瘤血压的特殊药物——记者注)，还得在各科室来回奔波会诊。老人自己经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两个星期，进出京津需要频繁的核酸检测。而这些复杂的前期准备都是马健完成的。他还在云南遇到一个三岁的孩子，意外摔倒后颅脑损伤。云南当地一家医院的头颅CT显示脑部严重脑积水。当地医院的方案是需要开颅减压，否则轻则影响智力发育，重则危及生命。父母怕风险，不敢手术，就挂了北大一院的号，让他代为咨询。看完片子，专家询问了孩子的基本情况和目前的颅围，认为保守治疗也能有效解决孩子的问题。家长放心地选择了保守治疗，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马健说，北京像他这样专门陪读医生的人其实不多。服务员火了之后，很多人只是跟风在网上拍视频卖课。实际上去服务员的人也没怎么变。正常情况下，马健的陪诊一天只有两单，上午一单，下午一单。自从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他一直无法拿起医院的名单。在马健的网店，跑腿、陪医的购买量超过1万，月销量超过1000，粉丝超过1700。
马健说不清，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做陪护医生的？2013年，马健的一个朋友在北京需要看病，马健在现场排队给他挂号。“等了一晚上，队都没挂，号都在黄牛手里。”那时候马健刚刚离职，帮朋友注册，很有启发。“肯定有很多外地的人来北京做生意，什么都有。”他开始在北京做跑腿代理。
马健说，一开始，他什么工作都干过，包括办签证，上学拿成绩。陪诊主要是给复诊的患者开药。疫情过后，医院名单增加了，签证减少了很多。这两年他也组建了陪护团队，基本只忙陪护医院的工作。
马健的客户很多都是病情危重，行动不便的病人。甚至有些客户病情危重，在治疗过程中死亡。排队买药的时候，他偶尔会出几千块钱，比陪护服务的费用高很多。客户还需要将社保卡、身份证等有效证件，以及病例等其他私人信息发送给随行医生。在过去的九年里，马健没有遇到任何与客户关系紧张或诉讼。“来北京看病是一个很着急的人，很多疾病的治疗本身就是着急的。人都走到找伴这一步了，没必要坑我。”除了私人团队建，还有许多在线咨询公司，其中大多数服务于某个城市。其他城市的陪护公司也会找北京的陪护医生——如果有本地病人需要来北京，需要和北京的陪护医生建立合作。“如果在本地看不到，就去省城。如果在省会看不到，就去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