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疾病，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大城市。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全国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三级医院省外住院患者599万人，异地就诊(含省内和跨省异地就诊)总量达8238万人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一巨大数字较2018年和2019年有所下降。马健最近的客户80%以上是外地患者。如果他因为疫情或者身体原因不方便来医院，他会把所有的资料和单据都寄给他，让他去医院咨询和拿药，然后快递回来。
一些需要去北京复查、化疗的癌症患者也不得不求助。何应珍就是因为这种联系而创立的。疫情发生前，何应珍一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化疗。年初出院后，他需要定期来医院开药。5月，北京疫情严峻，家住石家庄的何应珍无法进京。4月份肿瘤医院的ct和化验单还没打印出来，她化疗方案里的最新抗癌药在当地很难买到，28天一次的化疗周期等不到任何人。如果中断治疗，等待何应珍的是肿瘤的复发。程也是疫情期间接触过上马健的客户。2020年下半年，程从北京搬到燕郊居住。今年3月以来，燕郊、北京等地相继爆发疫情。程说，在封锁的那些日子里，她不得不一天吃四次止痛药。“我的身体疼得要命，不想给政府添麻烦。”解封后，一直带她看病的朋友燕郊没有办法去北京。她在网上找到马健，在检查站接她去北京某医院看病。
一般马健每天早上5点起床，8点前到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安贞医院、肿瘤医院...马健经常去这些人头攒动的大医院。很多患者想来北京的大医院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或者当地治疗效果不好，想来北京看看是不是误诊。
也有刘晶父亲不敢动手术，要求转院的情况。当时，刘晶的父亲因心肌梗塞在侯马的医院延误了一段时间而没有得到治疗。刘晶说，“当时我非常焦虑。那几天我们睡不着，没日没夜地想怎么办。”
刘晶和她的丈夫都是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起初，刘晶想申请陪父亲来京看病。她给当地社区打电话，问能不能出去带父亲看病，没被允许。
“我特别难过，又不能违反防疫政策，所以被困在这里。”这时，她的丈夫在网上找到了随行医生马健，希望他带父亲去北京的安贞医院做手术。
疫情过后，越来越多的陪护医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王有杰的孩子是一个罕见的病人。上海疫情爆发前，她住在浙江南浔，每个月带孩子去上海的医院。在中国，治疗这种罕见病的专家只有两个，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
王有杰说，孩子因为生病不能长时间出现在有很多陌生人的公共场所。公共空房间飞北京时间太长。但4月上海疫情爆发时，全市被封锁医院，北京仍能正常就医。因为要定期去医院，所以要挂北京的号。
买了去北京的机票，到了杭州萧山机场，王有杰和他家的北京健康宝突然弹窗，无法登机。王有杰的哥哥帮她联系了随行医生马健。
由于病情特殊，从未在北京看过医生，王有杰给马健发了几十页扫描的电子数据，并通过马健的电话与北京的医生沟通。王有杰说，从浙江到北京看病，不能当天来回，机票酒店都要好几千。目前从北京回浙江需要隔离。带孩子去太费时间和精力了。
但王有杰表示，如果上海开始复诊，她还是想亲自带孩子去上海看病。开车去上海一个多小时更方便，她也可以和医生面对面交流。“医生在电话里看不到孩子，我也看不到医生细微的面部表情。”
王有杰说她以前从未听说过陪同医生的工作。这一次，她发现淘宝上有很多这样的服务，因为孩子因为疫情看不到医生。和她一样，也是因为她父亲的病，刘晶才第一次接触到服务员。当时她觉得自己“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刘晶和她的丈夫都是独生子女。她说，如果疫情防控允许，她会尽可能陪父母看病，如果不得已，她还是会找陪护服务。“我们有四个老人要养，还有孩子。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不会想那么多。这是一个很大的能量，我们真的不能照顾。我们想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但真的无能为力。”
(除马健外，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赵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