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之后，很多患者也会打电话、发短信向我咨询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基本上不忙的时候都会给他们回复解释清楚，患者心中的顾虑就会慢慢消除。现在资讯很发达，哪个教授在哪方面比较擅长，患者也会比较清楚。
有的病人手术完之后恢复得很好，他们在出院的时候跟我说感谢的话，我觉得挺欣慰的。他们告诉我，找到我就诊是因为在谈话中觉得我对病人很关心，他们就很放心。我觉得病人的事情没有小事，所有的事情都是大事。
患者需要我的时间，家庭也需要我的时间。说实话，投入很多时间到工作上，也会对生活有一定影响，我妻子偶尔也会唠叨我说，“你回到家还在关心病人的事情”。我妻子是医学方面的大学教授，有寒暑假，相对来说她陪伴孩子的时间更多，对孩子的教育也投入更多。但我也会找好平衡点，家里重要的事情，我一件都没有落下，非常重视家人的情感交流。
我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我的妻子，就像那首歌唱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上，她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当工作完回到家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和谐温馨，任何事情哪怕不愉快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消化掉，家是我的避风港。
工作之余，我喜欢在家里弹弹吉他。我上大学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把吉他，后来玩得熟练了，还组了乐队，甚至开班教学。毕业那会，大家一起唱歌，有人即兴演唱，我们就即兴伴奏。音乐带给了我终身的“财富”，可以在忙碌之余陶冶情操，舒缓精神压力。
我从事脊柱外科20多年，完成了所有颈椎、胸椎和腰椎等各类常见和疑难复杂的脊柱外科手术，主刀手术5000多台。涓涓细水汇成江河，这个数字背后是一台一台手术，一天一天加班做出来的。
我还记得最开始做第一台手术的时候，刚接手主刀医生的职责，从原来当助手到独立做手术，压力非常大，因为以前就算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有我的师傅在前面顶住压力，现在我自己变成了高个子，要撑起这片天，做好每一台手术。无论碰到任何情况，医生都要保持冷静，不能慌乱，因为我们站在前头，就跟将军带兵打仗一样。
对我帮助很大的是我的硕士导师尹庆水教授，是他带我入门的，传授给我很多先进的理念。在颅颈交界区上颈椎手术领域，有“一北一南”的称号，“北”是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南”是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后更名为“南部战区总医院”）。我当时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跟着他学了很多东西，对我帮助很大。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想法，我来具体实施完成，我们从开始默默无闻钻研一些医学研究，到后来寰枢椎脱位的手术治疗做成了全国非常出名的项目。
导师退休之后，我就开始挑大梁，来到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亦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工作，很多患者也认准我，来到这边找我就诊。孙逸仙纪念医院的院长宋尔卫院士高瞻远瞩，对医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临床和科研并举，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医院，并大力支持我们这些临床上的专家能手，使我们能够安心进行临床工作，惠及百姓。
我国脊柱外科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技术上已经非常领先，但大环境还有一点浮躁，我希望年轻一辈能够踏踏实实做事情，不断充实自己，同时应该更具开创性的精神。很多人都在不断重复别人的劳动，缺乏原创。我们应该要有自己创新的技术和理论，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和成就。其他行业也是如此。
我觉得国内的医疗环境还有一定的改善空间，社会和舆论应该给予医生更多的尊重和包容。尤其是前几年的伤医事件，让医护人员很寒心。医学生可能需要读到博士，学到三十多岁还没有正式工作，年轻的时候收入也不高。伤医事件会让学医的人变少。
这几年新冠肺炎疫情，大家跟医务工作者接触变多了，更加尊重理解这个群体的付出，也认识到了学医的重要性，更多年轻人选择了从医。这需要舆论的积极引导。当然，医生也需要加强自身的修养，首先从技术层面保证患者得到良好的治疗，而且需要对患者有人文关怀。
我的儿子选择读医，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兴趣爱好，我尊重他的选择。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结构里，尊重和自我实现是最高的层次。我觉得当医生实现了自我价值，当病人非常痛苦找到你，然后开心健康地离开，甚至有些人成为你终生的朋友，我得到了很多“回报”，这种“回报”是指精神上的回报和满足感。当然，学医从医的过程很辛苦，但实际上你想在任何一个行业做得好，就是需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取得成功，每个行业都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