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存几十管蛋白、为容易枯萎的实验植物浇水、再把已经成熟的几盆拟南芥搬到靠近阳光的架子上……又一次封控的前夜，来自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生谢萱最后回望了一眼，不舍地关上了实验室的大门。
这是谢萱第二次因疫情离开这里。
同样的一幕在3月2日已经发生过一次。谢萱这次的表现比上次少了许多慌乱，但她依旧担心实验室关闭可能带来的影响——3月的封校已经让她失去了一批植物，重启的研究计划才刚刚迈入正轨，而这次的进度将关乎她是否能顺利毕业。“实在是耽搁不起了。”谢萱叹了一口气。
新冠疫情的反复正在重塑许多科研人的日常，身处校园的硕博研究生，是最受影响的研究群体之一。科研就是与时间赛跑，但疫情给研究进程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成为他们面前新的难题。
而在复旦大学药学院副院长李聪看来，疫情具有两面性，带来阻碍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研究方向。
硕博研究生是科研数据的奠基者，也是科研思维的继承者，李聪说：“大学精神的要义之一，就是源源不断培养他们的科研思维，其中也包括失败、遇到外界因素干扰后，用百折不挠的精神面对困难。”
时间
在谢萱的印象中，实验室是24小时开放的地方。只要想来，就可以一直呆下去。她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被拒之门外。
今年3月起，上海各大高校陆续转入“气泡”管理，片区间禁止师生流动。李聪回忆，当时药学院共有680余名学生分散于张江、枫林和邯郸各校区约五个管理气泡中。大部分实验室与宿舍园区并不处同一“气泡”，这让谢萱这类依赖实验数据的理工类硕博研究生们寸步难行。
作为一名生物学研究生，谢萱的课题与转基因种子息息相关。疫情开始前，她正试图在植物中寻找可能存在的抗高温、盐碱基因。如果实验证明这些基因在种子萌发中对突破极端环境有作用，这将对后续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
但收获需要足够的时间——从第一批种子撒下去到获得遗传学可信的材料，至少需要三代，而过程至少半年——漫长的时间周期里，谢萱需要做上百次实验。因为封校，3月种下的种子已经死过一批。这次的植物生长将影响到谢萱的后续实验，甚至决定她是否能按时毕业。
来自复旦大学生物医学院的博士生杨智也渴望“快一些”。3月底，被封控在宿舍里的她无法进入实验室，只能根据前期的实验数据短暂修改，完成了一篇关于肿瘤标志物检测的文章初稿。“其他地方的同行们依然每天在做实验，而我们只能原地踏步，心里肯定会着急。”杨智无奈道。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的郭临溪自3月9日校园进入封闭管理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实验室里自己养的斑马鱼。“净水装置再好，我们也需要定期换水，清洁滤芯和排泄物，水质很多变化是肉眼看不出来的。”回家后他只能整理之前的实验数据艰难地写着论文。然而养斑马鱼只是他实验的一小部分内容，他还有好几种水生生物实验没开始，如果9月实验室还不能重启，他只能考虑申请延毕。
对于一些交换生而言，实验室的开放时间也影响着他们的抉择。
付星是东北一所高校研二的学生，经原学校导师推荐来到上海一所高校学习。刚来上海的第10天，就与该校同学一起进入封控状态，实验一点没做，论文自然也毫无进展。
被封在学校宿舍的第3个月，她和同期的定向博士生与研究生接到“交换期已到，相关学生须搬离宿舍区”的通知。付星傻眼了——这不仅代表她没有收获足够的实验数据和老师指导，更意味着她需要在上海租房居住，直至9月都进不了学校。
事实上，和他们一样受制于科研时间缺失的硕博生并不在少数。教育部在今年3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17.65万人，目前在学的研究生有333.24万人。
被疫情拖慢的科研节奏，让很多处在“临门一脚”的研究者承受着无形的精神压力。“也许在耽搁的这几个月里别人就发表了类似的研究成果，我能做的只有下次变得更快。”杨智说。
追赶
中断的实验进度何时能重启？
5月下旬，上海疫情好转，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开放了一批实验室。曾经被奥密克戎病毒拦在实验室外的研究者们，从狭窄宿舍离开的第一件事，就是投身实验室，“追回”失去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