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8日，安亭新院顺利开诊。此时，吴孟超已经95岁。当天，他先坐门诊，后进手术室，身体力行地为年轻医生打头阵，“我现在身体还可以，要带年轻人，教年轻人”。
对吴孟超而言，培育学生是毕生责任。他1960年首次提出的“五叶四段”论，被写入教科书，直到今天仍指导着世界上大多数肝脏手术；在他1961年发明“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之前，做肝脏手术都要先把病人麻醉，再泡在冰水里。他发明的手术方法，将患者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至今被医学界认为是最简单、最有效、最安全的肝脏手术方法。
吴孟超（右）在仔细观察B超图像（新华社记者 王建民 摄）
有人统计，中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80%是吴孟超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但他的学生不好当。有时看过几份病历，吴孟超大为光火：“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的反应不一样，为什么你们都用同一句话来描述？为什么你们写上去的数据和检验单上的数据不一样？”
气极了，连病史他都要求用手写。他觉得，病史卡就应该写得整整齐齐，一字不错。所以他招收研究生的时候，重要准则就是字迹一定要端正，思考一定要有逻辑性。
上了手术台，吴孟超更是从不讲情面。要是被他抓住问题，就会毫不客气地骂上几句：“早饭吃多了？”“怎么用这个？”他指出的每个错误，都在点子上，除此之外，便不再多说。
“几乎每个学生都挨过吴老的训斥，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一种敦促。”同学间总说，老师骂谁最多就是对谁最好，骂得最多说明期待最多。“现在同学里最出色的几个，正是当年被吴老骂得最多的几个。”
“记住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
不管多忙多累，吴孟超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妻子吴佩煜在不在。如果在，他可能什么也不说；如果不在，他第一句话就是找妻子：“哪里去了？”
吴孟超学医，既是为了报国，也是为了爱情。他说：“学医主要是因为我和我的女朋友、我老婆、同班同学，她家在昆明，她要学医。实际上两个人一方面共同念书，一方面谈恋爱。”
1939年春，吴孟超从马来西亚的光华初级中学毕业，决定回国“找共产党，上前线抗日”。1940年夏天到达昆明后，由于日军重重封锁，他难以到达延安，便决定“读书救国”，考入了同济大学附属中学。在这里，他和吴佩煜从同窗成了恋人。
中学毕业后，吴孟超想读工科，去修铁路、搞工程、建房子。可吴佩煜坚决要学医，还劝吴孟超也学医。最终，吴孟超听从了吴佩煜的建议，两人一起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
2011年4月13日，吴孟超、吴佩煜夫妇在家门口送客。（新华社记者 王建民 摄）
裘法祖教授是中国现代普通外科的主要开拓者，读书期间，吴孟超深受裘法祖影响。那时，肝脏外科还是一片空白，而中国却集中了全世界约半数的肝癌患者。在裘法祖的建议下，吴孟超决心“要把中国这顶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
1958年，他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本肝脏外科方面的专著《肝脏外科入门》。就在他埋头翻译期间，父亲患胆囊结石，因黄疸去世了。“我自己是学这一行的，不能给我父亲医救，我很痛心。”
吴孟超18岁告别父母，一家人此后再未相见。九十年代，他在父母坟前哭着说：“妈妈爸爸，我已经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情，现在工作很好。”
上世纪40年代初的吴孟超（新华社发 资料照片）
他始终记得裘法祖叮嘱的“要把病人背过河”，“外科医生要会说、会做、会写”。这箴言一直摆在他的办公室里。师徒两人相差八岁，到了耄耋之年，一起参会时，人们会看到，一位八旬老人搀扶着一位九旬老人，缓步朝前。
“我都退休了，父亲还没退休。”在女儿吴玲眼里，父亲一辈子都停不下来。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是他一辈子的习惯。为了跟上时代的脚步，他每天阅读十几份报纸。80多岁时，还坚持站着给本科生上课。他说自己至今还在做手术，一是为了救治病人，二是为了带更多的年轻人。
吴孟超的许多学生也早都过了退休年龄，却还在照常工作，“吴老还没退，我们哪敢退”。只是他的同龄人基本都已不在了，有时他问起某个老友，学生们会骗他“身体好着呢”，其实对方已经离世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