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为肿瘤患者陈梅香做完手术后，她又健康生活了20多年。“我就是被吴老背过河的人。”感恩于吴老的仁心仁术，她希望更多人通过影片，看到吴老那双“回春妙手”。
“我年纪大了不要紧，你们年轻可要当心啊”
每个患者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吴孟超常说，不管病人多么啰唆，医生一定要眼睛盯着病人。
有天，吴孟超的门诊来了一位两岁的孩子，他笑眯眯地望着孩子，伸手摸了摸孩子的肚子。孩子看着眼前的白眉爷爷，也笑了。一旁，年轻的妈妈却哭了，她一直带着孩子辗转各大医院求医，孩子一看到穿白大褂的人就哭，“生病一年多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孩子笑。”
清晨，一到医院楼下，吴孟超就接过助理医生手中的白大褂，套在军装外面，径直走进门诊大厅。这时，他会加快脚步，除了不想让病人久等，也是想给病人信心：“你们看，我90多岁了还很健康，还能服务好病人！”
处理完案头工作，吴孟超穿上白大褂直奔手术区（新华社记者 王建民 摄）
在会议室开周会，吴孟超从不用话筒：“我说话声音很大，你们都能听得到。我也是90后，我们比比谁精力更旺盛。”
偶尔，医院给他手术安排得少了，他也会“闹脾气”——一对花白的眉毛拧在一起，垂着眼睛，耷拉着脸，不高兴了。“我就是一个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
一次，吴孟超发烧了，可那天有一例肿瘤切除术。他喝退了劝他休息的护士，手术2个小时，割下那个890克的肿瘤后，他累得瘫倒在椅子上。大家七手八脚地将他抬进休息室，护士长心疼得哭出了声。
反而是他，有时不那么“心疼”自己。在1995年的一例肝切除手术中，另一名医生在缝合病人肝脏时，不慎将手术针扎进吴孟超的手里，针上携带的肝病毒有可能从创口进入他的体内。
这位医生愣在手术台前，吴孟超则很快打破尴尬气氛：“我年纪大了不要紧，你们年轻可要当心啊，继续缝吧。”所幸，他的手在那次意外中没有大碍。
吴孟超（中）在手术室内工作。 （新华社发 资料照片）
快70岁时，吴孟超还骑着一辆铃都按不响的自行车上下班。同事看他身上贴着胶布，一问才知道，“又摔了”。为了安全，家人后来给他换了辆轮子小一点的女式自行车，他一直骑到80多岁。
吴孟超的学生们有时会开玩笑说，老师的生活“没品质”：出差住快捷酒店，三餐清茶淡饭，四季几套军装，一年到头都在开刀，大年初一还在查房。他从来不坐头等舱，理由是自己“个子太小，坐头等舱浪费”。
不仅自己“抠得要命”，他还要求整座医院都跟自己一样。走廊的灯必须隔一盏一开，午休的时候一盏都不能开；纸张却要双面使用；在医院喝水，不可以用一次性纸杯；行政人员每个礼拜洗白大褂，他不同意报销，“你们坐在办公室，够干净、够轻松的了，又不接触病人，为什么每个礼拜都洗？”
省下来的钱做什么？1995年，他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把历年积蓄的30多万元和多年来社会各界捐赠、表彰他的400多万元都拿了出来。2006年，他又将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600万奖金全部用来奖励在肝胆医学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员。
手术后，吴孟超和学生周伟平坐在椅子上（曹希 摄）
为了病人能有更多床位、医生能有更大的施展平台，耄耋之年的他跑遍上海各区，在距离上海市中心将近40公里的安亭镇建起新院。秘书说：“他像一把老锤子，一锤子一锤子打进度。”
施工期间，他让司机在车上放了一顶安全帽，方便一做完手术就上工地巡视，总是奔波于杨浦与安亭之间，坐着建筑公司的升降梯到十几层楼高。工地的人很疑惑：“这个小老头总来干啥？”
新院建设总投入达到上亿元，为了筹款，这个“小老头”还会跟人喝酒，他酒量很好，没人见他醉过。他说自己这辈子醉过两回：一回是1945年抗战胜利，一回是四年后上海解放。
吴孟超（左二）与1966年接受他肝癌手术的蒋声和（右一）谈话（摄于1986年， 新华社记者 王子瑾摄）
